孟鞋與言高譚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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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富英其人其事（9）

譚富英因為幾天沒有進步，由畏難而掃興，也就沒有學下去，而從此暗下了。假如譚小培是開朗的父親，鼓勵、安慰兒子繼續努力；而餘叔巖是循循善誘，有意報師門之恩的，以譚富英的嗓音、武功和一切條件，能從餘叔巖盡得譚門真傳，那以後的鬚生界，不就是他一人天下了嗎？不但馬連良、楊寶森不能相比；就是李少春、孟小冬仍舊拜餘，也要瞠乎其後了。可見得譚富英一生命運，都是由譚小培給左右了。

譚富英既然一心一意唱老戲了，外地戲院的約角人，不論天津、上海，就要挑他賣錢的戲來多演，好撈回大量的包戲，並且還要賺幾文了，於是大家都要他《四郎探母》，並且希望一演再演。《四郎探母》這出戏，是老生唱工最繁重的一齣戲，如果演四郎的人有好嗓子，那真是使觀眾非常過癮的。這是自古至今“戲保人”的一個熱門戲碼，不論誰唱，都容易賣滿座；即使現在臺灣，也還是如此。論譚富英的戲，最拿手的是《定軍山》，而最賣錢的卻是《四郎探母》，於是譚小培便在《四郎探母》這出戏上做文章了。

頭牌演員在北平演出，一週只有兩三次，只夠維持開支，盈餘有限；就指著跑外碼頭賺大錢，頂好一年能多出幾次門最好。因為到外埠演唱，戲院除了“四管”（吃、住、接、送）以外，天津是雙包銀，上海是四倍。而且天津一演就是十天半個月，上海一演就是一個月，成績好了還再續，那何樂而不為呢？津滬的戲院老闆也不是傻瓜，當然要把你賣錢的戲碼要出來，將本圖利，好賺上一票。湊巧天津和上海灘的朋友們，都特別欣賞譚富英的《四郎探母》，於是在天津他一期至少要唱兩次，在上海一期至少要唱四五次。譚小培就利用觀眾和戲院老闆的心理弱點，要《探母》可以，另加包銀；戲院老闆們，只可點頭答應。最早天津的春和、北洋戲院，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辦法，貼《探母》那天臨時加價，而天津衛的哥兒們，加價也聽，《探母》仍然滿座，但卻對譚富英的《探母》期望過切，而出過風波（詳見後文）。後來中國大戲院就打全盤預算，事先把《探母》的增加成本算進去，而不臨時加價，保持戲院的風格。上海因為一唱一個月，譚小培不能斤斤於《探母》加多少，但是總言明《探母》一個月至多幾場。到了戲院要求增加《探母》演出次數的時候，要給他加點“小包銀”；請注意，這一期的“全數包銀”也罷，一出的“小包銀”也罷，全是交給“老老闆”的，與“小老闆”無涉，譚富英只是奉他爸爸之命唱戲而已。

過去的國劇演員，科班常有一天兩工（即晝夜全有戲）的時候，而每天演出更是常情，所以按說譚富英在上海的戲院連唱一個月應該沒問題。但是他一來身體素弱；二來他對這種被牽著鼻子走的唱戲生活，心理上也發生厭倦。因此，他在演唱一個月的中途，一定要休息幾天，再繼續登臺；譚小培和戲院當局，看在賺錢份上，都不願意弄僵了，只好依他。但這種中途脫節，卻是空前破例的；任何京角在上海演戲，不用說一個月，就是連續兩個月，也沒有中途休息的。於是為了遷就事實，只好變通，在譚富英休息那幾天，在上海當地請個角兒客串幾天，而在報上刊登啟事：“譚藝員富英因調劑精神，自×日起休息×天，改請×××登臺……”等等。這“調劑精神”，便是譚小培興出來的，一時南北梨園界傳為笑柄，大家都同情譚富英，而大罵譚小培。

譚富英其人其事（10）

國劇老藝人都有謙讓美德，不唱同樣戲碼，不打對臺。楊小樓對尚和玉，餘叔巖對王鳳卿，莫不如此，還有許多人也是這樣，不必列舉。論理譚小培也是梨園世家，應該深諳此理；但是他挾子自重，專找同行（老生）打對臺，小事不提，有兩件大事他很失策。

民國二十三年（1934），王又宸應天津北洋戲院之約往演短期，春和大戲院也約譚富英前往，戲院競爭，無可厚非。但是王又宸是譚門姑爺，是譚富英的姑丈，譚小培明知北洋約王在先，他卻竟然答應春和之約了。其實譚小培如果原則上答應春和，但是延一期，等王又宸北洋演完了再去，春和也有別的角兒可約的，那不是公私都顧到了嗎？但譚小培是一個想法：“你王又宸以譚派老生自居，我們富英才是真正譚派哪！咱們就比比看。”譚富英意有未忍，譚小培卻堅持前去，於是譚富英就和王又宸打上對臺了。春和戲院當時是天津最好戲院（中國大戲院還沒有開），北洋已舊破不堪。譚富英正三十來歲，當年當力；王又宸已五十多了。春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