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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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使用,就反映當時人們的思維水平。他們的思維偏重於直觀、象形,不可能接受過分抽象的符號。
而中醫學從整體上看,它既不直觀,也不象形。例如,中醫並不是以解剖原型為基礎的醫學,它的腑臟、經絡、氣血都與解剖學對不上號,這在全世界都是極為罕見的。有人就將中醫的這一特點概括為“思維醫學”,強調了高度抽象思維在中醫形成過程中的作用。
我們讓沒有抽象思維能力的祖先,去發明一套完全脫離解剖原型的醫學理論系統,是不是有點難為人呢?這就如同我們非要讓孔子去發明相對論一樣,這種作法是否有些霸道?我們是在研究歷史還是在重新創造歷史?
正如我們上面看到的那樣,在公元前800多年的古印度《奧義書》中,存在大量與中醫相似的理論成分記載,這一現象使中醫理論的形成問題更加複雜化,我們要從一個更大寬廣的範圍來理解中醫的起源。
綜合以上幾方面的理由,我們認為,在公元前1500年前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如此高深的醫學,當時的中國人既沒有發明中醫的社會基礎,也沒有發明中醫的思維基礎。
那麼,是否可能印度人首先發明瞭中醫,而傳入中國的呢?回答是否定的。當時的印度同中國一樣沒有發明中醫的基礎,而且從記載中看,《奧義書》中的中醫理論,十分破碎,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還處於一個雛形階段,它遠不如《列子·湯問》中反映的程度,還沒有達到可以實際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