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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者常不一律出席,有的只練習過一二次,有的或多些,但是批評者對於劇本簡直沒有預先的研究——臨時也未十分了解——同學們也不見有多大研究,對於劇情,當時的風俗,習尚、衣飾……等,一概是門外漢。更加演員多從各班邀請充數,共同練習的時間更多牽掣,所以終歸失敗,實是預料所及。”
之所以這樣評價這次演出,是因為許廣平幫助了他們這次演出,大約前前後後地出了不少力,見證了那些個錯亂又昏沉的現場,所以才在信裡如此居高臨下地評價,這些評價像一個任性的孩子,在《兩地書》的開始,許廣平的筆墨多是如此的,既小心翼翼,又奔放大膽。她和魯迅的交往,用她1926年初冬給魯迅編織的那件毛背心就可以比喻了,既要小心翼翼地穿針引線,又要大膽奔放地設計有關愛情的圖案。她的書信,也是這樣的,有毛背心的溫度,每每使孤單又寂寞的魯迅內心暖熱。
在這封信裡,許廣平如數列出自己的成長故事,哥哥是一個進步的革命人士,在她小學未畢業的時候就離家到南京尋找自己的革命理想去了。及至她略能識字,便又被進步的報刊吸引,小小年紀便領著妹妹遊走於街巷,甚至於路遠的郊外,問尋進步書籍,每每失望而歸。當時的她,喜歡看武俠小說,做夢時均夢到自己是江湖女俠,鋤強扶弱,十分了得。然而,終究昏昏然而長大,瞭解了諸多社會內幕,有不平卻無出力之所。所以,這個時候,她話鋒一轉,便寫道:“我不自量度,才淺力薄,不足與言大事,但願作一誓死不二的‘馬前卒’,小嘍羅雖然並無大用,但也不忍令他搖幾下旗子,先生能鑑諒她麼?承先生每封都給我回信,於‘小鬼’實在是好像在盂蘭節,食飽袋足,得未曾有了。”
盂蘭節,流傳到民間,就是在每年七月十五的這一天,往貧窮和流浪的人手裡派發食物。無疑,從魯迅先生那裡獲得的,多是精神上的食物。接到許廣平的這封信以後,魯迅答應了許廣平要幫忙的要求,在信裡,魯迅這樣寫道:“希望我做一些什麼事的人,也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結果,終於不外乎用空論來發牢騷,印一通書籍雜誌。你如果也要發牢騷,請來幫我們,倘曰‘馬前卒’,則吾豈敢,因為我實無馬,坐在人力車上,已經是闊氣的時候了。”
魯迅的幽默在這一段裡盡情綻放。
得了老師的默允之後,許廣平覺得生活裡有了一絲光亮,時間正值四月初,迎春花的黃已經燦爛了,綠色也已經大模大樣了,心事被這些明媚的東西照耀著,自然暖洋洋的。在接著的信中,她介紹她的生活:“我每日自上午至下午三四時上課,一下課便跑到哈德門之東去作‘人之患’,直至晚九時返校,再在小飯廳自習,至午夜始睡……現在先生既不馬而車,那麼我就做那十二三歲的小孩子跟在車後推著走,盡我一點小氣力罷。”
如是,有了車後馬前的交誼,自然感情發展得很快,查《兩地書》可知,只隔了十天,1925年4月16日許廣平致魯迅先生的信,開頭第一句便是:“尊府”居然探檢過了!
是的,這大約是許廣平第一次進入西三條衚衕,查《魯迅日記》1925年4月12日可知,許廣平是拉著同學林卓鳳一起去的。那天魯迅的日記裡記著:“下午小峰、衣萍來,許廣平、林卓鳳來。”那是普通的北京四合院:三間正大屋坐北朝南,客廳居於正中,是全家的吃飯、洗臉兼會客的地方,而三間正房的後面向北延伸,有搭建的一個平頂的棚子,深灰色,這就是被稱為老虎尾巴的魯迅的書房兼臥室。有一個箱子很高,牆上貼著司徒喬的素描炭畫《五個警察和一個孕婦》。床頭寫字桌上面的牆上掛著兩個外國人的照片,放大了的,顯得很奇怪。她們到的時候,李小峰和章衣萍正在和魯迅聊《語絲》週刊的事情,見到有女生來拜訪,便識時務地辭了去。
收回到《兩地書》中,在四月十六日晚上的這枚信件裡,許廣平是這樣描述她的“魯府印象”的:歸來後的印象,是覺得熄滅了通紅的燈光,坐在那間一面滿鑲玻璃的室中時,是時而聽雨聲的淅瀝,時而窺月光的清幽,當棗樹發葉結實的時候,則領略它微風振枝,熟果墜地,還有雞聲喔喔,四時不絕。晨夕之間,時或負手在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蓋必大有一種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從縷縷的菸草煙中曲折的傳入無窮的空際,升騰,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