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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假正經》、系列片《榆樹街的夢魘》（Nightmare On Elm Street）。溫氏兄弟很快就從鮑威爾，特別是伍利身上發現了某種精神上的血脈聯絡。先是為皇宮公司工作後來又負責米拉麥克斯製片工作的保羅·韋伯斯特（Paul Webster）說：“哈維從皇宮公司汲取了用來為米拉麥克斯服務的理念。他和史蒂夫的關係很鐵。”據伍利回憶：“我在1970年代做過朋克，而他做過樂隊提攜。我們都熱愛電影。一次早餐聚會竟變成整整一天的閒聊。哈維琢磨著讓米拉麥克斯仿效皇宮，試影象我們一樣搞到《得克薩斯州的巴黎》（Paris Texas）或者《蜘蛛女之吻》這樣高品質、有一定權威性和某種歐洲品質的影片，以便提升公司的形象。他從我們這裡學到了一種毫無顧忌地讚美別人影片的技巧：‘我們真的喜歡這部影片，我們對這部影片的激情跟導演當初拍攝時的一樣強烈。’我完全被哈維所感染，很欽佩他那股精神。我們結成了某種不成文的聯盟。”
如果說《見者有份》的慘敗教給溫氏兄弟什麼的話，那就是他們對製片一無所知，這正是他渴望學習的技藝。他在巴黎遇到法國很有影響而且讓人望而生畏、做過Bell de Jour和Isadora這樣的影片的製片人羅伯特·哈克姆（Robert Hakim）時乘機說：“我想做電影製片人，你能教教我嗎？”
“如果你每星期三能來Georges V大街，我就給你上四小時的課。”哈維竟然去了，拜哈克姆為師。一天，這位法國人給他講了跟那個時代的巨星阿蘭·德隆投拍《陽光普照》（Plein Soleil，又譯《怒海沉屍》——中文版編者注）、《天才雷普利先生》（The Talented ）的故事。德隆不喜歡那種拍法，拍了兩個星期後，他給哈克姆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一點沒變，那麼合作就到此為止。”
美國製造 1989（19）
“你要是撤了，我也不做了。”
“你怎麼可能呢？你已經拍了兩個星期的指令碼。你將損失幾百萬！”
“我不在乎。我不想讓你敲詐我。”哈克姆告訴溫斯坦，“如果你想做個偉大的製片人，你首先得做這部影片的老闆，你得采取威脅性手段，然後說：‘那就算了吧。’”如今哈維說：“這是我最初學到的一課。”
溫氏兄弟在“導演雙週”（Diretor�s Fortnight）看了《上班女郎》（Working Girls），斯派克·李的《穩操勝券》也在那裡獲得讚美。這是一部講述紐約城妓女生活的影片，一次零預算電影製作的實戰演習——只花了10萬美元——影片風格粗糙而新鮮，有一種紀錄片般的真實感。導演里茲·博登是一個又瘦又小的女人，從頭到腳一襲黑衣，塗著誇張的血紅色的唇膏，眼影描得很重。她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成為下城區景觀中一個永遠不變的標誌，而那裡像一口在熔鍊藝術、政治、戲劇的沸騰大鍋。那時，唐納德·里根還沒有下臺，像《上班女郎》這樣的影片還能從聯邦和州政府的藝術資助基金里弄到錢，博登從資助金裡籌集的款項幾乎佔了預算的一半。“我拍片和洗膠片都是免費的。”她回憶道，“把90％的時間都花在借東西和求人上了。”
博登認為《上班女郎》“跟性無關，探討的是勞工問題”。但在溫氏兄弟眼中，它的主題就是性。鮑勃特別想拿到這部影片的發行權，但是，據馬克·利普斯基說：“他討厭這部電影。這是一部女同性戀影片。兄弟倆都是相當保守的傢伙。他們拼命想拿到這種影片，但內心卻很顧忌。”利普斯基和溫氏兄弟一同去見約翰·皮爾遜（John Pierson），他被製片人請來代理這部影片。皮爾遜高大、瘦削，長髮飄揚，看上去有些像埃查博德·克萊恩（Ichabod Crane）。他只是偶爾聽說過溫氏兄弟，但很喜歡他們。溫氏兄弟洋洋得意地離開會場，心想我們搞到這部影片了。後來，他們接到製片人打來的電話。“我們想給你們，但卻不能。”對方說，並且透露他們跟圓周發行公司（Circle Releasing）簽有優先協議，這個公司已出資10萬美元。但是鮑勃並不接受這種答覆。他不停地打電話，希望他們再見見他。他們的答覆仍然是：“不用了，鮑勃，我們已經賣出去了。我們已經簽了協議。”鮑勃還繼續堅持：“別這樣，你不知道，你們應該再見我們一次。”博登說：“鮑勃一來就提著一隻裝著不多一筆錢的小箱子，每次我們都說不行。我不信任他們，但我喜歡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