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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導演或者編劇。他們能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來。”聖丹斯因為既沒有生產出一部成功的藝術影片，又未能在商業上大獲成功，慚愧之餘準備背叛它創辦之初所要服務的物件——獨立電影。
當然，丹尼爾是在胡說八道。那時一度也被邀請培訓工作室學員的導演烏魯·格羅斯巴德（Ulu Grosbard，《真情懺悔》［True Confessions］）說，如果說普通劇作家比中等水平的電影劇作家要好這是真的——當然連這個目前也尚有爭議——“那麼造就優秀戲劇作家的因素會使他們成為糟糕的電影劇作家。章法不同，語言也不同。”他明確指出了聖丹斯一個致命缺點：“試圖離開商業電影的路線尋找好的文學作品，但是我寧肯看到一部真正製作精良的好的型別片，也不願忍受被搞得平庸不堪的《戰爭與和平》。”
雷德福僱來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一位後勤人員蘇珊娜·威爾（Suzanne Weil）接管湯姆·威爾希特。雷德福原本指望威爾更順從，但他再次顯示出任用錯誤人選的“才華”。她跟威爾希特正好相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無為而治的管理者，但她比較注重跟雷德福以及一群“過渡型”的導演（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拍出過一部引人關注的影片），如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瑪莎·克拉克（Martha Clarke）、特懷拉·薩普（Twyla Tharp）、彼得·韋勒（Peter Weller，也是《機器戰警》的主演）保持良好關係。
薩福德是一個天才的排程專家，但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他最大的貢獻也許是極力發展吉爾莫接替他。吉爾莫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Cinematèque。儘管有學術背景，也算不上內行。“我對美國獨立電影完全不熟悉。”他回憶道，“尤其是聖丹斯搞的那些五味雜陳的電影。”吉爾莫不想在不景氣的時期過來。1990年的電影節賺了萬美元，成本投入為萬美元，淨賺只有萬美元。他到後幾個月，聖丹斯就爆發了財政風暴，陷入全面赤字狀態。排程負責人們被召去開會，要求他們手下只留一個人，其餘的全部解僱。員工規模驟然縮減，從35人降到12或者13人。預算則壓縮了將近50％，從270萬美元減到將近155萬美元。
那年底，雷德福在聖·多明哥拍完《哈瓦納》（Havana）回來時，發現聖丹斯的財政赤字已經高入雲霄。“我也沒辦法。”他說，後來就解僱了威爾。威爾聲稱，她不受歡迎，是因為她想做一些改革。“我有機會把局面搞得一團糟，”她坦誠地說，“但卻沒有機會把它重新搞得井然有序。”
憤怒的藝術家 1989（16）
聖丹斯又一次開始漂泊不定。參與初創並且也許認識雷德福比其他任何人時間都要長的波拉克說：“雷德福的那種狀態算不上一種消極進取——要比這個更健康些——而是一種既想自己主導又想放開讓別人經營的矛盾狀態。”1991年，隨著聖丹斯十週年紀念日漸漸來臨，雷德福的這個寶貝孩子能否存活下去還是問題。贊助商面臨巨大的兌付現金的壓力，怕聖丹斯發不出薪水。這位明星痛苦地抱怨說：“不管你怎麼想辦法，總有人怒氣衝衝的。現在該到我反省電影節能否為繼的時候了。如果不能，那就不該辦下去。”他停頓了一下又說，“想想我一生中10年時間就這樣浪費掉了，我挺恨自己。如果說聖丹斯存在領導問題，我的責任就是尋找管理它的人。我沒有盡責。就是這麼簡單。而且有那麼一個人現在已經走進我們的視野，我認為憑他的理念應該能夠籌到大筆資金，他就是加里·比爾。”
比爾一掃這個老門衛遺留下的一切，但是這種人員消耗又進一步挫傷了士氣。競賽排程員阿爾貝託·加西亞多次說：“如果我的生命中有好多年在一個非營利的藝術組織渡過，我希望得到一個體面的告別而不是一個沉重的長靴。我覺得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聖丹斯的創立是為獨立導演提供一個免受經紀人和有錢人干擾的庇護以便讓他們把精力集中在電影的實質上，但是，現在管理聖丹斯的是同樣一些看重數字成績之徒。”
雷德福對這艘破船的事故做了一番調查，試圖弄清它是如何一步步錯到今天這種地步的。他慢慢明白，是自己拖累了聖丹斯，就像聖丹斯又拖累了自己一樣。“許多人說什麼我有多高的價值，”他有時抱怨，“我開始不以為然了，事實上我起了一種破壞作用。如果有人說這傢伙是個半瓶醋，他到猶他州來是想借此逃稅，那麼他們並不會急於去做奉獻。所以，我有意識地試著稍事停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