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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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在接受一個娛樂節目做遊戲問答的時候，被問到過小時候有沒有什麼外號或者小名，他想了想，臉上有點苦惱地回答：外號沒有，小名叫謀謀。

幾乎每一個看過那期節目的人到這個時候，都會笑出來。在大眾感覺中，他似乎生下來就已經是這麼老了，他是一個永遠的中年人，刀刻一般的臉上始終是一種嚴肅的表情。這個“謀謀”有一語驚醒夢中人的作用。

“其實我很不適合做那種節目。”他自己也覺得有點好笑的，但是又忍不住說，“我後來才知道周杰倫和我一起做這個答題比賽，誰用的時間短誰就勝了，早知道這樣我都回答說‘和他一樣’，這樣我就可以贏了——他們說要是我贏的話，周杰倫唱‘紅高粱’。我倒是真的想聽聽他唱‘紅高粱’是什麼味道的。”

說這個話的時候，周杰倫和他一起做好電視臺節目也沒有多久，他們一路這樣相處過來，一個始終不知道另一個想聽他唱“紅高粱”。

他還是很喜歡《紅高粱》吧，真的，也許就是這樣。

賈樟柯　王樽：電影改變人生（1）

對於包括我在內的眾多中國影迷來說，賈樟柯的名字已不僅僅是一個導演的符號，他是新時期某種電影文化的一個縮影。他的四部劇情長片展示了當代中國電影十分罕見的真實品質，他對當下社會的直面記錄、對底層人物細膩而貼切的描繪，以及平靜從容的敘事，給我們帶來的不只是撫慰，還有心靈的震撼和精神的共鳴。

大約是1998年夏天，我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的地下報告廳第一次看到賈樟柯的電影。那是深圳“緣影會”組織的一次觀映活動，我去時電影已開始，確切地說放的是錄影投影。小小的銀幕上就見一個形容萎靡的小鎮青年在街上盪來盪去，這就是電影江湖上名聞遐邇的《小武》。錄影實在是粗糙，且時有斷續，小小的報告廳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空調未開，燥熱而憋悶。但那電影仍然令人驚訝和欣喜。一個名叫小武的戴著黑框眼鏡的小偷，留著長長的頭髮，穿著大大的西裝，身子似乎總在搖晃，頭也總是歪斜著，這個枯燥無趣的人喜歡在澡堂裡練習卡拉OK，還百無聊賴地陪三陪女壓馬路，最後他被警察抓住了，在押送他時，因為要回復傳呼，警察就把小武順手銬在路邊的電線杆上，觀眾在看電影，電影中的小偷在看圍觀的人們，圍觀的人們和小武以及電影觀眾在彼此打量中電影戛然而止。影片對中國社會現實的不動聲色的詮釋如此的細緻準確，在當時和現在都是罕見甚至是空前的。在飽受那些粉飾現實矯揉造作的偽真誠電影的磨難之後，《小武》堪稱非同凡響。

電影中有一個細節，小武去看望生病的歌舞女梅梅，在梅梅的宿舍兩人並肩坐在床上。小武讓她唱歌，梅梅就為他唱起王菲的《天空》，當唱到“我的天空為什麼總是陰著臉……”時，梅梅垂下頭有些哽咽，唱不下去了。看到這裡，我的眼裡盈滿了淚水。

《小武》讓我想到義大利名導德西卡的《偷腳踏車的人》，同樣是直麵人生，同樣關注底層，同樣是極其從容、樸素的寫實。但《小武》又絕對很中國，很鄉土，甚至很殘酷。

2000年的早春時節，我在北京採訪首屆獨立映像節，在那個被迫草草結束的傍晚，主辦者私下通知了部分記者去某個很隱蔽的放映場所，去看賈樟柯的第二部劇情長片《站臺》，我因事沒在通知現場，錯過了難得的觀看機會，據說那天的放映效果極差，片中人物全說一口山西話，而字幕卻是法文，賈樟柯只得在現場充當同期聲的普通話翻譯，賈樟柯自己說他很後悔那次放映。我想自己失去那次看片也許是件好事，後來，我在深圳家中看了法國出版的該片DVD，應該說，這是我所見過最優秀的中國影片之一，它以一種暗喻的方式復活了一代人成長的迷惘。“站臺”的意象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小縣城的一群年輕的文工團員走穴的漂流青春，影片本身也頗似一個站臺，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的站臺。可以說那個時代的重要的流行文化符號都一一在“站臺”上展示。在像紀錄片一樣自然逼真的呈現裡，讓人不無懷念地看到了自己曾經的青春，有些酸澀，有些快樂，有些孤獨，更多的是躁動、困惑、感傷和無奈。《站臺》充分顯示了賈樟柯作為電影大家的行雲流水的從容和鞭辟入裡的深刻。我在自己的電影隨筆集《與電影一起私奔》裡，專有一篇《長長的鐵軌》表達了對該片的激賞。

和《站臺》比起來，賈樟柯的第三部長片《任逍遙》沒有讓我體驗到更大的驚喜，這部影片顯得有些圓潤。仍然是山西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