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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怪這個記者，因為在今天中國的生活，現實對每個人太不一樣了。對於有些家庭來說，的確像他說的一樣。有些孩子中學就去英國讀書了，這些人太多了。但是問題不在於大家所處的現實不一樣，問題是為什麼一種現實的人不接受、不承認另一種現實生活的人，甚至不承認他們在活著，這實在太殘酷了。你自己可以學英語出國，那你就能否定那麼多人的生活嗎？你的生活就是全部中國人的生活嗎？就是一種自大、對生活缺少應有的敬畏，哪怕是你質疑還有這樣的生活都可以，但你不能毫不猶豫地說，那是一個謊言。。 最好的txt下載網
賈樟柯 王樽：電影改變人生（11）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讓人擔憂的事情，反過來你要想，這也是電影特別需要做的，電影應該呈現不同的現實。在電影這個平臺上，大家都來看和了解還有不同的現實。如果我們說電影除了娛樂別人，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最起碼開拓一個人的見識也是電影很好的一個功能。你不可能去代替一個礦工的生活，但是你可以看一部礦工的電影，你不可能代替公園保安的生活，不能去當保安，但是你可以瞭解有些人還封閉在裡面，在隨波逐流。電影除了從感官上娛樂以外，還應該有這樣一種觀影的需求、訴求在裡面。
王樽：當《世界》在深圳放映的時候，我曾邀請有個做圖書的朋友去看，他問我《世界》講的什麼內容，我告訴他之後，他竟說，我再也不想看到自己過去那段生活。對他來說，那是他不堪回首的心靈之痛。當時我就很有感觸，也許是你的影片離現實太近了，讓那些尚未完全拉開距離的人如芒在背。對於很多中國觀眾來說，確實有這種現實，甚至大多數人都這樣生活。但他們中間很多人不愛看或不願看這些過於底層的狀態，他們可能更喜歡夢幻性的，比如《英雄》、《無極》這樣虛幻的電影。
賈樟柯：我覺得這是階段性的，觀眾不喜歡，不等於你就要停止拍攝。我覺得當生活的嚴酷性、壓力逐漸隨著社會比較合理地發展、協調之後可能會好一點。就像你那位做圖書的朋友說的，不願意再回頭看自己過去的生活一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映象理論，有人喜歡照鏡子，有人不喜歡照鏡子。
王樽：我自己非常喜歡《世界》，在深圳看完首映時，還曾給你發簡訊息，覺得是你最富寓意，也是年度最有良心的中國電影。但該片放映後輿論形成了兩極，票房也不盡如人意，一些我很好的朋友也出乎意料的不喜歡，這使我想到《小武》和《站臺》，它們在剛剛出籠的時候好像也遭遇過惡評。
賈樟柯：回顧我的電影在中國的傳播過程，每一部電影被普遍接受都是經過兩三年，像《小武》剛剛拍完之後，在北京搞了幾個放映會，惡評如潮，說我亂七八糟，基本上不會拍電影。有我大學的朋友甚至拍拍我的肩膀說，你拍得挺好，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導演。他也是為我好，是想讓我踏實地生活，不要再做電影夢，但是兩年之後，再也沒有人說這部電影不好；《站臺》也一樣，在威尼斯推出以後，在北京搞放映，很多人說我浪費了一個題材，說的確值得拍，但怎麼拍得一點故事沒有、拖拖拉拉。所以，《世界》這種接受的過程我特別的有心理準備，因為這種情況不是一次，每次都是。
王樽：這其中是什麼原因在起作用，是其中手法或觀念意識太過超前，還是與生活太過貼近，以至人們無法看得更清楚？
賈樟柯：我並不覺得是那些電影的手法問題，而是電影所呈現人的存在情況，我覺得可能太同步了，接受起來會有問題。此時此刻這個人正在過這樣的生活，看這部電影也在講這樣的生活，同步的對應，可能很多人會在心理上有很大的拒絕。
中國電影的環境
王樽：每個導演所喜歡的影片都和自己的內在趣味風格有關，像布萊松、德·西卡、小津安二郎、侯孝賢到你自己，應該說內在精神和影像風格一脈相承，我們通常稱為作者導演，相對於更大眾化的導演，你們的觀眾相對要少。在電影越來越商業化的時代，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已成了十分奢侈和極其艱難的事情。在投資商要求下，你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自己的風格，以讓更多的人去看你的電影？
賈樟柯：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去折衷，比如說，現在的電影院線系統，超過兩個小時的電影，會很難被觀眾接受，所以我就控制在兩個小時之內；比如說數字立體聲很受歡迎，我覺得做到這點對我來說並不難。甚至我覺得包括演員，有影響力的演員，他來演也可以，這都不會損害一部電影。像侯孝賢的電影大都是用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