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出路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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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國內的一些現象，我覺得非常有趣。

網友：請問一下您的新作和您喜愛的顏色。

嚴歌苓：我的新作有五部，都是半流產的狀態，我現在正在改自己的電影劇本，負擔是很重的，因為電影劇本一稿總是寫不成，總是要十來稿，所以我寫小說的時間和精力都被電影占去了，所以我覺得非常愚蠢。我是一個變色龍，什麼顏色都喜歡，這個階段最喜歡的是白顏色和黑顏色。

主持人：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嚴歌苓：好象你在想不出什麼顏色的時候，穿黑的和穿白的總不會錯的。

網友：嚴姐姐，您做媽媽了嗎？如果做了的話，您怎樣教育子女？

嚴歌苓：哎呀，你讓我很痛心啊，我特別想做媽媽，但是好象沒這個命了。我非常非常愛孩子，我可以跟孩子玩兒，總是要看手錶，不要玩得時間太長了，玩得什麼都忘了。

網友：您對幸福的理解是什麼？

嚴歌苓：幸福就是知足，您特別滿足就幸福。

網友：聽說《扶桑》要拍攝電影了，能介紹一下這個程序嗎？

嚴歌苓：《扶桑》是很難產的電影，已經進入了前期製作，我們換了三任編劇，後來編劇的資金被耗光了，才由我自己來編劇，演員基本上已經選定了，要把唐人街重新建造起來，工程量非常大，所以我覺得在我自己寫電影的經歷上是非常非常難忘的經驗。

主持人：資方和導演已經確定了嗎？

嚴歌苓：導演是陳沖，資方是美國和日本的電影公司。

網友：寫作給您帶來的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嚴歌苓：樂趣是自得其樂吧，苦中求樂吧，還有一種就是生活方式，獨立的，不需要上班，可以自己說收場就收場，這種比較自由的，還有不見人，我這個人特別怕見人，基本上是與世隔絕的，還有你寫作嘛，你觀察人，都是你在旁邊，我很喜歡到人很多的陌生場合去，這樣我也會被人認出來，不用和人周旋，寒喧，像鬼魂似的，這種觀察是非常安全的。

主持人：您所描寫的女性，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是對自己人生的剖析和最大程度的理想化？

嚴歌苓：沒錯，這個講法是非常專業的，我對自己的剖析很多，每天都有很多對自己的發現，有的時候非常驚喜，大量的時間是非常的有挫敗感。特別是在自己父親身上和自己身上看到基因的無法抗拒的頑強性的時候，這時候的自我剖析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我沒有辦法不把許多東西理想化。

網友：您對當今的很多作家熱衷於媒體上的炒作，您怎麼看？作為實力派的作家，您在文壇上擁有的讀者和得到的獎項，是不是有一種不相稱的感覺？

嚴歌苓：這就是我常常告訴我自己我是容易知足的人，我是樂觀的人，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現在炒作在美國也很需要，我出了一本英文書，就必須在這個城市和那個城市演講，和讀者見面，有時候我覺得像賣假藥的，比如陳沖提醒我，最近我看見馬友友在超市給人簽名售碟，他也需要這樣做嗎？他是為了自己認為好的音樂而佔領一些地方，一個作家對自己有自信的話，就應該這樣做，聽了陳沖這些話以後，我就感覺到，不應該對宣揚自己的作品那麼臉紅，可能是比較老的態度，但是我自己的個性實在是非常非常不適合做這樣的事情。

網友：您專門學習過英文寫作，現在嘗試用兩種不同的語言寫小說，您是如何把握這兩種不同語言的特性的？

嚴歌苓：這兩種語言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一個是視覺的，一個是聽覺的。英文寫下一行字出來以後，我們的漢語，說良心話，從古老的文字形式演變出來，但是和古老的形式沒有太大的區別的，我們每個字都是象形的，假設會寫繁體字的話，會發現每個字都是象形的。我在美國《紐約客》這本雜誌上看到了對漢語的評論，它是人類語言發展的一個例外，對中文作家來講，就是一個非常獨特又非常艱難的一個創作，就是說你這種語言是和他們共性很少的一種語言。我感覺到，在英文的翻譯當中，我和我的翻譯經常切磋的一些問題，發現有很多時候你要犧牲，漢語和英文當中有一些不可譯的東西，它的生動，它的幽默，它的很多東西，到了翻譯以後，就發現它不在了。這一點就讓我對兩種語言很熟悉的人感覺到非常無奈，有時候非常痛苦，找不到一條最好的途徑。

那麼我就在幻想，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用漢語把這個東西寫出來，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