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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寫作也是，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樣式，在人物的塑造到語言上，我希望能夠突破自己。
網友：當今文壇有您比較欣賞的作家嗎？
嚴歌苓：有啊。我很喜歡女作家，當然我們大家都在關注彼此的創作和成長，我很喜歡王安憶的作品，我喜歡林白和徐小斌。男作家我喜歡畢飛羽、韓少功。這些作家應該說都是很不同的，相互之間，我喜歡他，只是覺得他在文學的審美上有很高的價值。
主持人：就文學本身而言有審美價值？
嚴歌苓：對，就文學本身而言有很高的價值。
網友：您再一次訪談中說到，多用一些動詞，體現速度感，少用形容詞，這是怎麼總結出來的？
嚴歌苓：這跟個人的審美很有關係，也許有人覺得，形容詞多動詞少更好看，這是個性化的說法，所以我並不準備作為文學的一種樣式或者是改革來提倡，並不是這樣因為我也是用英文創作的人，所以我感到動詞多的作品更容易抓住讀者。
網友：請問您作為海外的漢語作家，您如何保持與母語文化的親近呢？
嚴歌苓：我還不斷地讀中文的小說，我跟中國的移民在美國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很喜歡聽他們的故事，我寫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國人的經歷，離開中國和中國語言，我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網友：您寫過各種各樣的情與愛，但是我最喜歡您寫的同性戀的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群，您能談談對同性戀的態度嗎？
嚴歌苓：我對同性戀是非常關注的，因為我最開始，對同性的愛情非常好奇，而且也是一無所知。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碰見一些同性戀的朋友，逐漸逐漸就使我感到我非常同情他們，我認為他們的感情原來也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覺得最初使我接觸到這個，而且感到意外的感情應該是《蜘蛛女之吻》這部電影和小說。
網友：您的下一部小說名字叫《測謊》，能談談創作的初衷嗎？
嚴歌苓：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名字改了，原來叫《謊測》，現在改為《無出路咖啡館》。
這本書的創作跟我的個人經歷很有關係，到了美國第二年，因為我和美國外交官的婚姻，牽涉到他們國家的一些法律，美國外交官是不可以和從共產主義國家來的女人結婚，或者是有非常親密的關係，如果有這種關係，他們就要受到兩年的安全審查，在這個期間，他是不能接受外駐的任務的，也是沒有辦法進國務院大樓的。這種經歷，使我想到一些非常荒謬的關於人權之類的問題。
主持人：這件事裡您是不是看到，發達國家跟我們的文化和觀念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同時也存在著跟他們提倡的人權問題有一些衝突或者紕漏？
嚴歌苓：相同的，各個國家的政府都是神經末梢迴圈非常差的，這個法律制定是1950年的時候，那時候正在冷戰，現在的政治平衡完全不同了，從柏林牆的倒塌，結束了這樣的政治格局，這種情況下，他們依然用非常僵硬的一套法律來約束他們的人，我覺得在某些方面就讓我想到了所有的官僚機構都是滿可笑的，而且它是在一個自由的旗號下，所有的這些事情，我自己經歷的，跟FBI打的交道，我覺得很可笑，完全是一部荒謬小說，所以我自己就寫了很荒謬的，很好笑的，我很少寫很好笑的東西，在這篇東西里面，我覺得是舒展了我的幽默一面。
主持人：這本書有沒有發行？
嚴歌苓：是在國內和臺灣發行的。
主持人：進來的每一位網友都向您提出關於作品本身的問題，可見大家都是您忠實的讀者。
網友：《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裡面，您結尾的意思，是不是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交往，是不是可能就會改變他們的性取向呢？
嚴歌苓：這是一種希望和一種願望，我覺得應該有一種超越性別的愛情，在我是存在的，在我和許多同性和異性的朋友當中，我認為這種感情是有的，我覺得我和他們有很多的戀戀不捨的一些情愫，但是這些情愫好象不屬於性的。我就在這篇作品裡，在女主人公身上，把我自己剎那之間的情感的體驗放進去了。
網友：看到《扶桑》髮髻裡滾出的銅鈕釦，我被震撼了，您這種神來之筆是怎麼創作出來的？
嚴歌苓：其實在我開始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寫到《扶桑》這個髮髻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這兩個人將來要經歷怎樣大的悲痛和誤會，這個鈕釦是將來誤會的鈕釦，能解開一切，我就用這個形象，夕陽下金色的鈕釦滾了出來，長髮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