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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讀《詩經》，大都只看《詩經》裡的風花雪月，思婦怨女，誤以為這是我們的先人在歌唱愛情、追求愛情。實不知，這種風花雪月裡卻有大寄託，寄託著先民的理想，包括做人、處世甚至為政的理想之道。他們或歌頌或諷刺，把詩歌這種古老藝術發揮到了極致。
《詩經》中飽含著為政之道。我國古代理想之道是什麼？就是孔子他們歸納出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這種理想之道又是從哪裡來的？絕不是因為孔子是聖人，就以為他是天才，他學無常師，熟讀經典，就是從當時的“六藝”：詩、書、禮、易、樂、春秋中來的，而其中《詩經》是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源頭。
古往今來，政治清明是人們最希望看到的對社會的描述。
而要達到政治清明，在現代人看來，要靠法治；而在我們古人看來，要靠賢人。賢人就是有德有才的人。《詩經》時代，不是沒有法，周禮就是法，但有了法，還得有人去執法、守法。法向來只針對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是可以遊離於法律之外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禮不一樣，禮最初是直接針對貴族上層的道德要求，後來禮也適用於下層人們，成了全社會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貴族上層階級不能失去禮，禮失或禮崩，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貴族淪為庶民，貴族地位的喪失。而下層庶民一旦掌握了禮這種貴族文化，他就可以躋身上層社會。春秋時期士階層的興起就是這樣一個背景。
賢人政治被現代人稱之為“人治”。但在古代，卻被視為為政之道的首要條件，是政治清明的重要保證。
賢人是君子的別名，往往也是與小人，與惡吏、讒人相對立的。《詩經》中有好幾首這樣的詩。如《緇衣》、《卷阿》、《巷伯》、《巧言》等等，而《緇衣》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毛詩序》說，“《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併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行，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武公就是鄭武公，是鄭國第二任國君。他的父親鄭桓公，《史記》說，“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鄭國開國比較遲，卻是春秋時期一個重要的諸侯國，桓公後來做了周天子的司徒，但在“烽火戲諸侯”之後不久和周幽王一起被犬戎斬殺於驪山。武公即位後，不久就滅掉了鄶國，鄶國為祝融八姓中妘姓支族後裔在中原地區所建諸侯國，在兩週之際其統治區域包括今河南省的密縣、新鄭、鄭州、禹縣一帶，武公滅鄭後就遷都到劊國的都邑，改名為“新鄭”。武公後來也做了周天子的司徒。《史記》還記載了他的一件小事，當時武公夫人武姜，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寤生，立為太子，一個叫段。但太子是倒著出生的，嚇壞了武姜，武姜自然也不喜歡這個兒子，而段出生時很容易，武姜喜愛段，想立段為太子。武公生病臨死前，武姜到病塌前請求武公廢太子另立段為太子，但被武公拒絕了。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武公是不受枕邊風影響的。所以，《毛詩序》所說武公“善於其職”看來不是虛言。
《緇衣》歌頌了武公如何禮賢尊賢，給他做緇衣，壞了重新“改為”，舊了另外“改造”，不適宜了，另外“改作”；賢人沒地方住，武公提供他免費的商品房（館舍），賢人吃飯不方便，武公親自打發人把飯菜送上門。所謂“三敝而三錫之”，“三就而三餐之”。
故《禮記》引用孔子所說：“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禮記》還有《緇衣》篇，記錄了孔子的話：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鹹服。’”
緇衣：古人的“細節決定成敗”（2）
在郭店楚簡出土的《緇衣》簡中，這一句則是“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美與賢意思都差不多。可見孔子對《緇衣》的重視。
自古以來，親賢臣，遠小人，就是明君的做法。君臣關係十分看重賢與不肖的區分。
《論語》中子路問治國之道。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範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範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孔子自己是親身領受過這種小人在朝的滋味的。小人或奸臣雖然不得勢，但倒會生亂子，今天給你一小鞋，明天給你使絆子，明裡搞不過你，暗裡總有辦法。
《說苑·君道》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