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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一，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有著無法解釋的復活，要解釋除非我們接受這一事實：人們總願意並準備否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大地在執行，星球在執行，但不是人在執行：構成世界的一大批人是以惟一的一個整體形象出現的。 如果一個人不像基督那樣殉難，如果一個人能夠活下去，超越絕望感和無用感，那麼另一樁難以理解的事就發生了。好像一個人實際上死了，又實際上覆活了；一個人像中國人一樣，過一種超常態的生活。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快樂、健康、無動於衷，均不合乎自然。悲劇意識消失了：一個人像一朵花、一塊岩石、一棵樹一樣活著，既服從自然，又反對自然。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死了，你甚至不費心去參加一下葬禮；如果一個人就在你眼跟前被有軌電車撞倒，你卻無事一樣，繼續走你的路；如果戰爭爆發，你讓你的朋友們上前線，而你自己卻對這場戰爭毫無興趣，等等，等等。生活成了一種公開的展示，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藝術家，你就記錄下這轉瞬即逝的場面。孤獨消除了，因為一切價值，包括你自己的價值，都遭到摧毀。只有同情盛行，然而這不是一種人的同情，一種有限的同情——這是一種洪水猛獸，一種邪惡之物。你無所顧忌，因而你可以為任何人、任何事犧牲你自己。同時，你的興趣，你的好奇心，卻以令人討厭的速度發展著。這也是可疑的，因為它能夠使你喜愛一個領釦，也能使你喜愛一個事業。事物之間沒有根本的、不可改變的區別：一切都是流變，一切都不長久。你的存在的表面在不斷瓦解；但是在內部，你卻變得像金剛石一樣堅硬。也許正是你這個堅硬的、磁性的核心，不管人家願不願意，把他們都吸引到你這邊來。有一件事是肯定無疑的，就是當你死而復活的時候，你屬於大地，而任何屬於大地的東西，都不可分割地屬於你。你成了一種畸形的自然，一個沒有影子的人；你將永遠不會再死，而只是像你周圍的現象一樣消失。 我現在正在記錄的東西，在我經歷巨大變化的時候，是不為我所知的。我忍受的一切，從性質上講，是為這樣一個時刻作做了準備：有一天傍晚，我戴上帽子，走出辦公室，走出我迄今為止的私人生活，去尋找將要把我從活著的死亡中解放出來的女人。按照這個思路，我回顧了夜間漫步紐約街頭的情景，在那些白夜裡，我在睡夢中散步，看著我出生的城市，就像一個人看著海市蜃樓中的東西。和我一塊兒走過靜悄悄的街道的，經常是公司的偵探奧洛克。往往地面上鋪滿白雪，空氣中寒風凜冽。奧洛克沒完沒了地談論著偷竊、謀殺、愛情、人性、黃金時代。他有一個習慣，當他談起一個話題時，他會突然停在街中間，把他笨重的腳插在我的腳之間，使我動彈不得，然後，他會抓住我的上衣領子，把臉湊近我，盯著我的眼睛說話，字字句句就像手鑽鑽孔一般，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兩人凌晨四點鐘站在街中間的情景，我仍歷歷在目，風咆哮著，雪花紛飛，奧洛克忘記了一切，只有他的故事滔滔不絕。我記得，在他講的時候，我總是用眼角觀察周圍的事物，不是注意他在說的話，而是意識到我們倆正站在約克維爾，或亞倫街，或百老匯大街上。他站在人類所創造的最雜亂無章的建築群中，一本正經地描述他那老調重彈的兇殺故事，我總感覺他有點兒瘋狂。在他談論指印的時候，我也許正在觀察他黑帽子背後一棟紅磚小樓的牆帽或上楣柱；我會想到上楣柱修建的那一天，想著誰會是這個上楣柱的設計者，為什麼他把它弄得這麼難看。我們從東區走到哈萊姆區，再走出哈萊姆區，如果我們願意繼續往前，再走出紐約，走過密西西比河，走過大峽谷，走過莫哈韋沙漠，走過美國每一個擁有住著男人與女人的建築物的地方，我們所看到的每一個劣等的、蹩腳的上楣柱，都跟這一個差不多。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得坐著聽別人的故事，那些老調重彈的貧窮與不幸的悲劇，愛與死的悲劇，渴望與幻滅的悲劇，這使我感覺絕對瘋狂。如果像發生過的那樣，每天至少有五十人到我這兒來，每一個人都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悲哀故事，對每個人我都得默默地“接受”，那麼在這一漫長過程中的某一點，我不得不堵住耳朵，狠下心腸，這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我吃上最小的一口，就足夠我咀嚼消化好幾天、好幾周的了，可我卻不得不坐在那裡被淹沒，不得不夜裡出來聽取更多的東西，不得不睡著聽，夢中聽。他們從全世界各地，從社會各階層蜂擁而來，說著上千種不同的語言，朝拜不同的神，遵守不同的法律與習俗。他們當中最窮的人都有著長長大篇的故事，但是如果每一個故事都詳詳細細寫出來，也都可以壓縮成十誡的篇幅，都可以像主禱文一樣記錄在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