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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做手術，把它拉直，然後再長好。為此，她真是吃了不少苦。
那時候不像現在傳媒這麼發達，透過報紙或電視就可以熟識一個人的面孔。雖然“孫傳芳”這個名字像根一樣生在腦海裡，但下一步是如何“認識”孫傳芳。有一天母親從醫院裡出來，路過一個算命攤子，看見攤上有一個玻璃鏡子，上面貼了好多名人照片。她趕緊停下來在裡面找，結果還真發現了孫傳芳，她如獲至寶，買了下來。
可是天津也是個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孫傳芳呢？
母親每天出去尋找仇人，沒時間照顧我們，她就把哥哥送進一所租界幼兒園。這座幼兒園也是條件稍好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母親那時雖然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但一是外祖父去世時有一筆撫卹金，二來大舅施中誠和父親也時常寄錢來補貼家用，所以我們還能維持一定的生活。
沒想到，這一送又送出一條線索——有一天，哥哥無意中告訴母親，孫傳芳的一個女兒孫家敏跟他在同一個幼兒園。此後，母親就注意在幼兒園留心觀察孫家敏，看她上哪個人的車，車號是什麼。透過孫家敏，母親不僅知道了孫傳芳的車牌號，還打聽到孫傳芳經常會在週末出去看電影或看戲，於是，影劇院門口，幾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親終於在法租界大光明電影院門口，看到了孫傳芳那輛車牌號為1093的黑色轎車。她就站在不遠的地方等，一直等到電影散場。過了一會兒，她看見孫傳芳的女兒從臺階上蹦蹦跳跳下來了，後面跟著一男一女，然後三個人一起進了汽車。母親意識到了眼前這個人正是孫傳芳，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離看見她追蹤多年的殺父仇人。但因為擔心傷及周圍無辜，猶豫間孫傳芳已經上了汽車絕塵而去。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傳奇女性（3）
這段時間，母親也知道了孫傳芳的住處，但到那兒一看，周圍壁壘森嚴，上面都是電網，門口有警衛，她自己根本沒辦法進去。
1935年農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週年的祭日。母親不敢在家裡哭，怕外祖母聽到了更難過，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觀音寺裡燒紙祭祀外祖父。和尚見她跪哭不止，就過來勸慰她皈依佛門。和尚無意中說：“你看靳雲鵬、孫傳芳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嗎？”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母親一聽，立刻止住了哭聲，追問下去。
原來“九一八”事變後，孫傳芳由東北遷回天津定居。當時華北局勢複雜，一方面，日本極力拉攏這些舊軍閥，當時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都造訪過孫傳芳；另一方面，南京國民政府的特務機關對孫傳芳這些人也加緊監控，警惕他們為日本人所利用。孫傳芳也深知自己所處環境的複雜，所以他公開宣告不被任何政權利用，閉門謝客，深居簡出。曾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靳雲鵬，下野後也住在天津，他勸孫傳芳皈依佛門。1933年，兩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東南角草場庵的一座清修禪院買過來，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雲鵬任林長，孫傳芳任副林長，規定每星期日居士們來林唸經，當時陸續來參加活動的有3000多人。
母親便化名“董惠”，混進了“居士林”，她透過各種渠道瞭解孫傳芳的資訊，也知道了孫傳芳的活動規律：每週三、六必到居士林聽經。母親特別細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別留心一些細節：比如注意觀察孫傳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從哪個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還給自己專門設計了一件大衣，就為了把手槍安全地擱在口袋裡。
1935年11月13日是母親預計下手的日子，但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還沒停。母親想，這種天氣孫傳芳可能不會來了，所以她大衣也沒穿、槍也沒帶，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兒一看，孫傳芳的那個位置空著，而且下面聽經的人也不是很多。母親以為這一天又沒機會了，沒想到過了一會兒，她看見有人過來，給孫傳芳坐的那個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識到：孫傳芳可能要來了！沒過多久，披著袈裟的孫傳芳走進佛堂——據說那天孫傳芳起床後，一上午都在書房裡練書法，吃過午飯，他準備出發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勸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還是出了門。
母親連忙出居士林，租了輛車回家，她穿上大衣，裝好槍和傳單，又匆匆地走出家門。那一年我哥哥6歲多了，看見母親回來，就跟在她後面，“娘、娘”地叫，母親也沒多回頭，很快叫了輛車又去了。
15點半，母親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穩定情緒後，她看見離孫傳芳的座位比較遠，便向看堂人說：“我的座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