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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不好，對你來說那樣做肯定顯得不夠政治正確。”
但編輯卻說：“不，我們就是《自由媒體》。我們是自由的，而你是我們的影評人。你管自己寫好影評就夠了。”於是我寫了那篇特別長的影評———事實上那也是我寫得比較好的一篇評論———結
果，我被炒了。
編輯是支援我的，但發行人卻很生氣。同事們要求開會討論，為什麼自己的雜誌要如此抨擊《逍遙騎士》，編輯站出來和全體同事以及發行人對著幹，結果就是，我倆都被炒了。這次爭端最終成了一個人盡皆知的著名案例———戴安娜？區林（DianaTrilling）在《亞特蘭大報》上寫了篇《逍遙騎士》的影評，就拿圍繞我那篇文章
所展開的爭論當證據，為的是說明左派的虛偽。
凱：但隨後你很快就又辦了自己的雜誌，不是嗎？
保：那本雜誌原本就有，叫做《電影》（Cinema），我設法進入了編輯隊伍，那時候，這還是本專門講電影圈名利場的雜誌，老闆是個在貝弗利山莊開服裝店和餐廳的傢伙，他手裡還有家名叫“雛菊”的迪斯科舞廳。只要成為“雛菊”的會員，你的電影就能被《電影》雜誌寫到。所以，雜誌上總有一大堆他那些朋友的大幅華麗彩照。我設法說服他，讓我來弄雜誌，為安撫他，我保留了原來那種華麗的風格，但也加入了很多嚴肅的文章，用的是八點式的文章
型別，反正老闆也不會讀這些文章，只要那些大照片都在，他就滿意。
凱：當時你的野心完全都在當影評人這件事上？
保：當時看起來是這樣的，儘管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一點。我為《自由媒體》去採訪了唐？潘內貝克（DonPennebaker），那差不多正是《蒙特利音樂節》（MontereyPop）上映的時候，我真的相信，當時的我就是想當一名影評人，我跟別人也都一直那麼說。但是，幾年前我又碰到潘內貝克，我說：“你可能不記得了，不過當年我確實採訪過你。”他說：“這事我清楚地記得。”他說他之所以能記得，那是因為，那天接受完我的採訪，他回到汽車旅館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訴他女友：“今天遇到個傢伙，他做影評人不會再做很久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影評人第一節（2）
了。”這一點上，我自己的記憶與此恰恰相反，但顯然，我記錯了。
凱：你想透過自己的評論達到什麼效果？
保：現在的人沒法理解的是，在那個時候，1960年代末期，評論是運動的一種形式。當時的社會即將在各個層面上發生轉變，我們必須在自己的文字中傳達出戈達爾和雷乃的精神，我們必須到大街上去，電影評論必須是革命的。所有這些，最終在1968年戛納電影節遭到電影人和影評人杯葛時，成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
問題。＇2＇
所以說，你所說的這一時期，當時的電影評論在調子上是帶著福音性質的。我們都反對那種一成不變的老式影評人，他們只是在那裡做評判，而非自己也投身進去，所以，寶琳當時很有影響力：她是個人民黨黨員，著力於改變人們的認知，教育他們，啟蒙他們，讓那些對路的人都走進電影院，去看對路的電影———例如，她大張旗鼓地為戈達爾的《男性/女性》（Masculine/Feminine）做宣傳。今天
的影評已經失去了這種鋒芒，更多地成為一種供人消費的行業。
凱：戈達爾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從影評人變成了導演，當時 對你來說，他是否算是一個榜樣或者說是英雄？
保：《男性/女性》真正打動了我，它似乎做到了一部電影所能
做的全部。它是個人的、政治的、原創的、性感的；它是屬於我們這 一代的電影，馬克思和可口可樂一代的孩子們，它是我們的電影。
《精疲力竭》（Breathless）並不怎麼能算是我們的電影，而《中國姑娘》（LaChinoise）＇3＇已經是一部好似在大街上設路障的電影了。你必須選定自己的立場：或支援《中國姑娘》，或反對它；我是支援
它的。
我在加州大學讀的是電影評論課，涉及的實際操作並不多，但還是得拍部學生電影，8毫米作品，結果，我那部作品有很多地方都參考了戈達爾和《中國姑娘》。那是部毛澤東主義的電影，說的是革命學生搶佔電視臺和廣播宣傳機構的故事。我找了個法國學生來當男主角，他在片中經常會舉起紅寶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