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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一切有代價的物體，說得更直接一點，你蘇州既然把土地給了我們，我們在這裡開發招商時，你們不能有一點點諸如安置農民、房屋拆遷之類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則都是屬於違反兩國協議的行為。國際間的違協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蘇州人清楚這一點，關鍵還有一個問題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們中國人，看我們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講不講信譽，中國政府有沒有強有力的執政能力。
這既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又是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形象的問題，蘇州人哪敢怠慢。然而誰都知道：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廣泛、全面地展開，工業和城鎮建設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遷問題，是個最令人頭痛的問題。這涉及千千萬萬百姓的利益，沒有人敢在這一問題上拍胸脯。� 2002湖西建設後
蘇州工業園區建設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遷工作是做得相當細緻與周到的，十幾年來安置了二三十萬各類居民，在我走訪的那些“園民”中，他們現在的日子都過得非常安定與祥和幸福，園區帶給他們的福利和社會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園區內基本上實現了零待業。但當時在拆遷房屋和安置區域內的農民和居民時不是沒有矛盾，是蘇州政府及園區建設規劃時的政策得當，加上工作細緻，才有了好的結果。不過當時園區涉及取消幾個鎮的行政編制和需要從別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第一個反對的自然是“地主”——當時還沒有合併到蘇州市區的吳縣，現在已經一分為二，併入蘇州市區，成為蘇州市區的相城區和吳中區。工業園區初建時，吳縣還是蘇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國百強縣前列。工業園區要把幾百平方公里的面積划走，吳縣人肯定心疼。其實就是在蘇州市裡也有人對上面這事不投贊成票。1993年11月，經過江蘇省省長辦公會議定下的將吳縣4個鎮加當時的蘇州郊區婁葑鄉一起劃歸蘇州工業園區的檔案發到蘇州後，反對的和贊成的勢均力敵。這事連省裡都急了。1994年春節剛過，省委書記、省長一肩挑的陳煥友帶了20多位省廳局以上幹部，專門來到蘇州坐鎮現場辦公。先是做市裡的工作，市裡思想統一後又馬上趕到吳縣，省裡幾位大員親自找吳縣的書記、縣長開會，當面問他們二人：對省政府的決定執行還是不執行·那架式確實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結果自然是“堅決服從省委、省政府的決定”。
那天我在園區採訪時正好路過園區內的“城市廣場”，於是就順著湖邊的湖濱大道走了半小時。在這半小時中，我自己真的有一種進入了天堂的感覺，我甚至有些懷疑這是否真的就是我的家鄉蘇州。因為它實在太美麗，美麗得完美無缺——那寬闊的沿湖大道，各種名貴樹木和綠地毯一般的綠地，無數別緻、充滿水鄉風情與現代化的裝飾景緻，以及碧波盪漾、白鷺嬉水的湖面和停泊在岸邊的一艘艘銀色遊艇，還有那些歡笑、奔跑與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盡享美輪美奐的物景和傾聽從花卉音箱內發出的悠揚而柔軟的家鄉評彈……
這是現在的蘇州工業園區的一角。這樣的美景在園區內到處都是。而置身於這樣的人間仙境內，你想象不出這樣的地方，竟然就是每天能夠實現億元GDP、創造1億元財政性收入的中國最先進發達的現代化工業基地！
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構想與移植至中國的“軟體”，也是我們蘇州人、我們中國人成功移植並再度創造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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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國家亮綠燈：不特有特，特中有特（1）
從新加坡李光耀資政明確表態要在中國蘇州建立新加坡“工業園區”的那一刻起，全世界都在關注這一專案，而作為亞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一的新加坡其實也極其高度地關注著中國政府和蘇州人的行動。從1993年起，只要中方和新方領導人見面，都會很自然地談到蘇州工業園區的事。根據協議，中新兩國政府特別為蘇州工業園區建立了一個協調理事會，理事會主席分別由中新雙方各一位副總理擔任，中國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新加坡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李顯龍先生。中方的理事成員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和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國家經委副主任楊昌基、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外經貿部副部長鄭斯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戴相龍和江蘇省副省長王榮炳及蘇州市長章新勝。新加坡方面的理事成員則是貿工部部長、國家發展部部長、財政部長、勞工部長、新加坡駐華大使等。如此陣營，足見中新兩國對這一專案的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