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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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地，這說明了沙家浜品牌已經形成。”常熟人對此格外自豪。

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品牌只是一個門面，它的背後是巨大的商業活動和經濟效益。常熟人懂得並嫻熟地運用著“品牌”這一金字招牌，進行著他們的真正意圖——經濟的和效益的全面戰略。

以沙家浜為例，現在每年的旅遊收入在近1個億的水平上，而沙家浜鎮的黨委書記朱亞輝同志心中有另一本令他更加得意的賬：2008年，他所在的沙家浜鎮全年入庫稅金接近4個億。由此可見，“沙家浜”品牌背後的真正效益在於被品牌帶動下的另一個經濟形態，這也就是常熟人的品牌戰略的根本目的。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22）

仍然以沙家浜為例。在完成和不斷提升“沙家浜”品牌之後，沙家浜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植產能型與稅源型的企業經濟上，使得“沙家浜”品牌真正納入經濟和富民服務的軌道。近年間，國內一些著名的企業如中利集團、白雪、力寶等紛紛在沙家浜落戶，富士寶、華達利等外資企業也在這個美麗的江南水鄉開花結果。總投資32億元的40個專案在鎮區內全面展開。如今沙家浜鎮不僅被國家有關部門命名為“中國玻璃模具之鄉”，還擁有3箇中國馳名商標企業，5個國家免檢產品和上百個專利產品。在文化和旅遊依託下的沙家浜經濟正如陽澄湖上呈現的一片朝霞，美麗而充滿生機……

在常熟，與“沙家浜”齊名的品牌還有一個，那就是《沙家浜》裡的阿慶嫂。歷史上其實並沒有阿慶嫂這個人，她只是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戲劇典型形象。但阿慶嫂的原型人物我見過幾個，我自己的親奶奶和大姨媽都是當年曾經為掩護新四軍傷病員而開設過茶館的“阿慶嫂”，所以常熟地面上的阿慶嫂有千百個。人們公認的阿慶嫂原型叫陳二妹，不是沙家浜人，是常熟董浜人。1982年的“八一”節，我奉命到常熟採訪這位“阿慶嫂”，記得當時在董浜鎮的一名熟人引領下，來到一個叫雪溝村的小農莊，見到了年已古稀但身板仍很硬朗、記憶也很清晰的老婦人。這是我採訪她後所寫的一篇連載在《北京晚報》上的文章的片段：我問她：有人說你是“阿慶嫂”，是這樣嗎·陳二妹連連擺手，說：可千萬別叫我阿慶嫂，但你要聽過去的事，我可以跟你說說。

於是陳二妹這樣給我講述道：

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鬼子和漢奸偽軍在蘇南一帶為非作歹，幹盡了壞事。在茅山堅持游擊戰的陳毅將軍派遣葉飛率新四軍第六團組成“江南抗日義勇軍”，東進蘇南地區，發展敵後根據地。第一次東進的主力部隊西撤後，1940年林俊（譚震林）同志又率新四軍第二次東進，與常熟地方抗日革命武裝——常熟人民抗日自衛軍一起，在常熟包括董浜在內的一些鄉村建立了不少地下交通站。那時我和丈夫陳關林在鎮上開了個茶館，交通站就設在茶館內。當時我們的茶館不叫“春來茶館”，叫涵芬閣（涵芬閣至今仍在董浜鎮上開張，儲存完好）。“涵芬閣”前面是街道，後面是一片蘆葦塘，所以很適合做地下交通站工作。那時新四軍和譚震林等經常到“涵芬閣”來開會、碰頭。他們一般總是夜裡來，天一露白就走。我和丈夫負責接待和站崗放哨。當時在上海、蘇州和常熟城裡有許多青年為了尋找革命來到我們茶館，我們就利用茶館為他們安排住宿和聯絡接頭。我不是地下黨員，直到現在還是個普通群眾。但當時我和丈夫都覺得鬼子太壞，給新四軍做事是應該的。我丈夫是地下黨員，這是後來我才曉得的。1939年至1941年是日本鬼子最瘋狂的年月。有一天，我丈夫突然被鬼子抓走了，敵人壞透了，先讓他吃下三大碗飯，然後又挑來一擔水讓他喝下去。當我丈夫喝得肚脹如鼓時，鬼子就將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皮上。我丈夫就是不屈服，後來他和另外62名新四軍傷病員、地下黨員一起，被敵人押到蘇州虎丘山裝進麻袋，再用刺刀活活給刺死後又用鏹水滅屍於荒野之中……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23）

你丈夫死後，茶館還開嗎·我問。

不行了，從那時起地下交通站也暴露了。老人抹著眼淚，說：後來我也呆不住了。當時地下黨負責人朱英同志讓交通員帶我到江北呆了整整3個月。從江北迴老家時，常熟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游擊隊司令員任天石給過我200銀元，讓我做小生意過日子。但生意不好做，後來我就帶著兩個小囡回鄉下買了幾畝地在雪溝村安了家，一直到解放……那年我寫的《阿慶嫂其人其事》文章發表後，陳二妹很快成了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