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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李光耀那麼“一意孤行要把專案放在中國”的真實意圖。
根據李光耀和*、*在北京先後談定的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專案叫做“借鑑新加坡經濟發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經驗”，簡稱“新加坡軟體”，這是一種國家管理經驗與形式的移植，李光耀提出的專案資金為200億美金。
200億美金！等於多少人民幣·當時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在1∶8，等於是1600多億人民幣！如此大的一筆外資專案，在當時國際間的合作專案中不說是最大的，也是太有震撼力了！那麼，新方到底出於什麼樣的目的要把資金投到中國呢·
蘇州人當然想了解個明白，中國高層當然也想弄明白。雖然當時的形勢比起*南巡講話之前的國內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曾經喧囂一時的“姓資姓社”和“賣國愛國”的爭論仍在一部分人的腦子裡或行動上留有痕跡，更何況新加坡如此大的一筆投資，有沒有什麼“陰謀”·有沒有什麼想搞垮中國的意圖·蘇州人暗暗竊喜專案可能落到自己手裡的同時，又非常擔心政治風險和國家安全風險。
最終的情報是：新加坡的開國之父李光耀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後，他的國家危機意識太強烈了。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那個時期幾乎天天開會，結論是：如果沒有特殊的防範意識和措施，新加坡絕對有可能成為第二個科威特。
“一個小國不能太富了。我們的錢不能都放在國內，應當向外尋求發展空間，否則新加坡就難有前途！”據說，李光耀在人民行動黨的最高層發出如此振聾發聵的警告聲。正是鑑於這樣的危機意識，他們決定要將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搬”出去。“搬”到哪兒·最後的結論是中國最理想。一是中國大，施展的空間無限。二是中國正在發展，回報率高。三是中國也有願望——*看中新加坡的管理經驗與經濟發展模式，領導層可靠。還有一條特別重要：中國與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交流起來十分方便。
那麼為什麼選擇蘇南而不是其他地方呢·當時的情況是：東北和山東一帶，韓國人和日本人插足了；廣東和珠江三角洲，臺灣人先上了。現在剩下最好的一塊就是長江三角洲！再不插足，有可能被歐洲什麼人捷足先登。上海地價太貴。蘇州一帶最理想，蘇州人脈好，自然風光更不用說，關鍵的是蘇州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上的興商、和商、親商傳統。李光耀和新加坡高層的思考結果基本鑑於上述原因。
蘇州人心裡有數了，中國高層領導更明白了：新加坡和李光耀沒有“陰謀”，只有尋求救國的“陽謀”和與中國友好共存的強烈願望。
值得一幹！不幹是傻子！
這是東亞兩個文化背景十分接近的國家間的親密合作，是“親戚”間的事，其他國家難受也沒有用。為此，李光耀和新加坡在13億中國人心目中一直是最值得信賴的國際朋友和友好國家之一。
第13章不叫“鎮”，叫“園區”，英文縮寫“SIP”（1）
1993年，對蘇州人來說，是改革開放後的一個非常忙碌的年份，總是處在那種激動人心的興奮之中。這一年，為了中新合作的這個大專案，江蘇省領導也被牽進了忙碌之中，最忙碌的人之一要算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兼省長的陳煥友。
5月，李光耀先生按照預定計劃，應邀訪問蘇州，這也是新方正式確定在蘇州專案落實的關鍵時刻。毫無疑問，李光耀到蘇州，作為江蘇省主要負責人的陳煥友同志必須出面接待。
陳省長忙啊，5月10日，江蘇省在香港有個赴港貿易洽談會開幕式，知名人士李嘉誠、邵逸夫、霍英東等香港大亨都要到場。沒有這些大亨到場，江蘇省赴港的經貿洽談會就要遜色不少，所以陳煥友省長也一定要參加。但同時李光耀又要到蘇州，假如新加坡在蘇州投資的這塊“肥肉”一旦丟了，那真成了“歷史性的罪人”！陳煥友無法分身，只好想法把香港的事擱一下，但又覺不妥，所以只好採取了先專程到香港一一到貴賓家裡登門說明並表達歉意的方法，再派剛上任的副省長王榮炳代他出席開幕式。陳煥友以為這樣可以順利地在10號到蘇州接待李光耀一行。哪知中央又向他發出緊急通知：*總書記10日上午在上海召開華東六省一市書記、省（市）長座談會。陳煥友只能這樣安排，9號夜裡從香港飛達上海，第二天在會場向*總書記請假，說是要回蘇州接待李光耀一行。*總書記表示同意陳煥友的請假，並要陳代他向李光耀先生問好，另希望把蘇州與李光耀會談的情況及時報告。
“陳省長啊！見到你真高興！”11日早晨，李光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