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劫失敗的我只能回大明當王爺

第六十九章 開放海禁 (第1/3頁)

種地會越種越窮，這種言論無疑是極具衝擊力的，同時也很容易被視作離經叛道的歪理邪說。

因為這種言論和儒家的傳統治國思想是相悖的，同樣也是不符合歷朝歷代以來重農抑商的根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王道仁政，即君王仁德、選賢任能，臣子清正廉潔、德行高尚，做為道德模範讓天下百姓各安本業，從而實現所謂的天下大治。

但這只是一個理想化的社會模型，天下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擁有君子和聖人的道德水平。

因此儒家非常提倡教化，也就是教導百姓遵守儒家所提出的倫理綱常和道德規範，使人人都成為仁人君子。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儒家提出了三綱五常來規範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人際關係，以及一個人所需要遵循的自身修養標準，用來教化和約束百姓，讓沒有達到君子的道德標準的普通人向著成為君子而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並將其與社會制度掛鉤，最終實現儒家所謂的“以禮治國”。

這也就是儒家將百姓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不同等級的根本理論依據。

儒家的這套理論制度提出的時候，華夏文明正處在從奴隸制度過度到封建制度的轉型階段，因此儒家的這一套統治思想和階級劃分，在當時來說是有其先進意義的。

也正因為儒家的這一套思想和制度能夠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因此在漢朝時得到了統治者的推崇，被廣泛實施並且應用了兩千多年。

然而就像任何先進的東西用了兩千年之後也會變得落後而腐朽，儒家的這一套思想在後世看來是嚴重阻礙社會發展和制約科技進步的，甚至於在大明來說，儒家的這套東西也到了該淘汰的邊緣了。

事實上，如果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起來了，社會經濟發展倒逼產業升級和社會變革，就像法國大革命那樣資產階級尋求自己新的利益，是能夠促使明朝時期的社會體系發生變革的。

奈何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選擇了進化成官僚集團，從而徹底葬送了整個大明，也將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徹底扼殺。

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時期儒家勢力的影響力還是很根深蒂固的，想要推動社會變革並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絕非是靠著皇帝的政令或者所謂的朝堂改革就能夠實現的。

真正想要推動社會變革，最根本的辦法還是要想辦法扶植起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朱瞻埈現在正打算藉著開海這件事，來進行一次嘗試，嘗試著讓大明……不，華夏文明這個已經延續了數千年的傳統農耕文明將自己的目光投向海洋，也讓原本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經濟開始發生改變。

不過在朝堂之上，這樣的話他顯然是不會直接說出來的。

朱瞻埈此刻所提出來的，還是讓朝廷放開海禁，允許匠戶、民戶和軍戶從事工商業，藉由開海所帶來的利潤來刺激大明原本的社會結構自己產生變化。

至於說討論最激烈的開海問題，朱瞻埈倒是沒有說要全面放開海禁。

海禁這東西即便是在後世都依舊存在，完全徹底的放開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朱瞻埈在噴完了朝堂上那些反對開海的文官之後，便站在了提議設立市舶司的那一方。

“設立市舶司，不僅可以管理和規範海商對外的海貿行為，也可以為朝廷徵收更多的賦稅，打擊海商的走私行徑，為朝廷增添更多的收入。”有了朱瞻埈的支援，提議設立市舶司的官員自然也就找到了依靠，開始大肆闡述設立市舶司的好處。

對於這些說法，朱瞻埈也是表示贊同的，他附和道：“確實如此，設立市舶司，只允許海商經由市舶司進行海外貿易，可以有效打擊走私和沿海地區的海盜，也能夠讓朝廷從開放海禁這件事上獲取直接的利益。

即便朝廷並不親自參與對外的海貿，光只是靠著市舶司的徵稅就足以補貼大明的財政了。

更不用說，朝廷還能夠透過市舶司和海外諸國進行大宗貿易，經營一些普通小商小販根本負擔不起的大額度的業務，從而讓朝廷可以從海貿這件事上直接獲利。”

市舶司的設立最初可以沿襲到唐朝，其主要功能還是以檢查貨物、抓捕走私和收取賦稅為主。

宋元時期市舶司的只能雖然有所變化，但也大差不差，最主要的就是點檢和閱實，以及主持祈風祭海。

也就是市舶司對進出港口的船隻進行檢查，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