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三千年(外一種:茶事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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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石器！”不可思議的是，直至當時，中國人一直認為中國未曾有過石器時代。石器時代存在與否的確認之所以晚，據說與中國人的文明史觀有很大關係。使用石器的是野蠻人——這與我們中國人無關，無疑這是典型的中華思想。重視青銅器的出土，卻對石器置若罔聞，因為不關心，所以發現得晚也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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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西用之說（1）

三國時期，中國一分為三，其中之一的魏後為晉所取代，統一了天下。然而晉的統治也如同曇花一現，很快就敗落了。由於晉王朝內部皇族紛爭，國力消耗殆盡，從而招致了北方民族的南下。　316年晉滅，皇族中的一人逃往南方，在南京建立政權，史稱東晉。以位於黃河和長江之間的淮河為界限，中國出現了長期的南北分裂對峙局面。北方又分為五胡十六國，眾多民族輪番上陣，建立短命政權，最後統一北方的是北魏王朝。南方有六朝，都是以南京為舞臺，上演了幾個短命王朝的興衰史。最終實現南北大一統的是北方的隋朝。自　589年算起，南北分裂的狀態一直持續了　270多年。

在南北朝時期，北魏雖然實行了同化政策，但是當時正統文明卻是在南方。“不能落後於南方”——在這種意識下，北方不斷努力。然而在“國史案”中，北方的中華思想暴露無遺。綜合來看，可以說北方文化追上了南方，尤其在種類上，甚至超過了南方。

我們在《唐詩選》詩集中，讀到過許多唐代優美的詩作。《唐詩選》中收錄了一百二十八位詩人的作品，我對這一百二十八位詩人按照出身做了分類，除數人出身不明外，以南北朝時代的邊境來劃分，其中北方佔一百多人，南方不過十餘人。而在南北朝時代，幾乎所有的文人都是南方人，如王羲之、陶淵明、謝靈運、沈約，等等。文人庾信作為使節被南朝梁派往北周，後來被扣押，並在北周任職。北方一直處於文人匱乏的狀態中。

然而到了唐朝，從《唐詩選》便可看出當時情況已經完全出現了逆轉。

中華思想在同一個舞臺上，以文明史觀為中心，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當與另一種“文化”碰撞時，便會出現大混亂。鴉片戰爭（1840—1842）的戰敗，就表明了歐洲文明以更加絢麗的姿態勝出。

鴉片戰爭之前，中華思想便以一種滑稽的形態存在。所謂滑稽，是指它對外界事物視而不見，因為相信自己是第一，所以對其他漠不關心。即便是在貿易方面，也不願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場之上。當英國使節馬戛爾尼前來商議通商事宜時，當時在位的乾隆皇帝向英國國王喬治三世（　1760—　1820年在位）回覆敕諭，內容如下：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

意思是說，我們不需要外國之物，天朝不過是為了“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才答應與周邊通商的。

馬戛爾尼在熱河會見乾隆皇帝時是1793年。從鴉片戰爭的失敗中便可看出當時對方是如何的發達。更能透過事實證明的是

——船堅炮利。

英國的軍艦堅固，大炮精準度高，這都是清王朝所遠不能及的。

瓦斯科·達·伽馬（1469？—1524）和哥倫布（1446？—1506）乘載重量不過二百噸的船隻航海之前，明朝鄭和便集七八千噸的巨輪航行至非洲。火藥原本也是由中國發明的。這些中國所不及的船堅炮利，並非中國創造不出。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了學習西洋技術，發起了“洋務運動”。原稱之“夷務”，由於外國人對此多有微詞，後來便改為了“洋”字。

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是曾國藩、李鴻章和張之洞（　1837—1909）等政府高官。他們都是接受過古典教育，並是在科舉中及第的進士。他們所學的是中國學，即儒學，並將此作為根本的信念從未動搖過。

中體西用之說（2）

——子曰：朝聞道，夕可死。

這是《論語·里仁篇》中的名句。《易經》中載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西學——西洋技術是器，中學是道。因此，形而上之“道”是根本，形而下之“器”是末。“道先器後論”——這便是這些精英們認為在接受西學時應當遵循的原則。

洋務運動興盛之際，曾向國外派出眾多留學生。清政府還為這些公費留學生專門派遣了一些教授儒教的老師。作為李鴻章智囊團成員之一的馮桂芬（　1809—1874）便發表了“以中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