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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自秦以後，歷朝歷代都有著重農抑商的策略，尤其是當一個新朝剛剛建立時，朝廷更是會下意識地去壓制不事生產的商人階層，並鼓勵農民去開墾無主的荒田，從而讓國家的糧食在短時間裡得到充盈。
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社會上的產能開始過剩時，這一策略就會在不知不覺間發生轉變，商人的地位開始不斷得到提升，有時甚至可以和地方官吏到平起平坐的地步。但相應的，他們所要付出的代價也會變得極高，商稅比之田稅糧稅可是幾十倍的增加，也叫商人們傷盡了腦筋。
可這一切在來到大明朝後，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因為自己出身赤貧，沒少受商人的欺侮之故，太祖朱元璋對商人一向沒有好印象，認為這些人個個都是奸猾之徒，從未能給國家造成什麼貢獻不說，還不斷哄抬物價，實在是該死之極。
所以在他稱帝之後，便定下了不可變更的規矩，將商人的地位死死摁在四民之末，同時還有各種嚴苛的束縛落在商人及其子孫的頭上，比如不得穿綢衣，比如商人之後不得參加科舉為官……但相應的，這個被視作百姓中地位最低的階層所需要承擔的義務也最少，商稅更只是象徵性的一點罷了。
在大明立國的前幾十年， 一切都沒有什麼問題，商人也確實只能把自己和家人養活而已。可等到了弘治朝後，一切就全然不同，日漸發展起來的國家對商業的要求不斷增強，也使商人能從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及至如今的萬曆年間，各地更是不斷湧現出了無數的大商人，因為他們手裡握有足可影響一地經濟的龐大資源，竟讓這些商人足以和封疆的巡撫等大吏平起平坐，至於之前定下的那些個制約他們的規矩，更是早被人拋到了腦後。
如今的大明商人穿的只會比高官更加華貴，他們的子孫更可以靠著父祖手中的金銀而在科場之上無往不利，甚至入朝為官者也所在多有。唯一沒有改變的，就只有一條了，那就是這些商人所需要交付朝廷的稅銀，依然保持著太祖時的那個限度！
要知道，兩百年時間下來，就是米價都不知翻了多少倍了，可這些商人每年所交的稅銀卻沒有絲毫變動。這點支出，甚至連有時候他們請地方官員吃一頓筵席的花費都不到。
於是大明各地就出現了叫後來之人難以想象的一幕，明明民間的大商人個個富可敵國，可朝廷卻財政緊張得快要揭不開鍋了。但同時，地方官員的日子卻一樣好過，因為他們可以從當地大商人那兒得到足夠的孝敬，這筆錢甚至是他所領取俸祿的幾十倍。
當國庫出現虧空，天子問計於臣子，隨後引出要削減宗室用度這一場風潮時，楊震便已開始關注這些情況了。而當有人提出增收商稅，卻被許多朝中高官所極力抵制之後，楊震就更覺著其中必然大有貓膩。
以如今錦衣衛訊息之靈通，楊震這個都督想要查明一件事情的隱情自然不是什麼難事。這不過幾天工夫，一些隱藏在水面之下的東西就被一一揭開。
那些朝臣所以會對此大力反對，自然是因為他們能從中獲取許多好處了。要知道，現在大明商業最發達，大商人最多的，就數東南的那些個省份，以及山西了。而偏偏，這些個省份裡又多出人才，佔據了大明朝堂的半壁江山。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當一個商人有了大量的錢財後，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他勢必會想著與權力勾結，天下間再沒有讓自己的子侄成為權力階層的一部分更安全的辦法了。而他們又有的是錢，可以請最好的老師，從小就教導下面有讀書天分的孩子，而這些人在科舉中自然也就是那些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了。
雖然貧寒人家裡也會出幾個天才，但只論數量的話，明顯是這些富裕的商人家中所出的子侄更容易做官。這一點，哪怕是幾百年後，也沒有太多的改變……
當這些人真個位列朝堂之上，又怎麼可能不為自己的親人說話呢？
另外，一些本身或許不是出於商人之家的官員也因為生活需要而開始憑著自己的權力讓家人在家鄉行商，以獲取大量的好處。畢竟這天下間的官員這麼多，但真正大公無私的卻只有海瑞一人而已……
這些官員和他們的家人就是靠著朝廷的這一規矩不斷攫取好處的，試問當有人要改變這一切，相當於是要挖他們牆角時，這些人又怎麼可能不群起而反擊呢？
哪怕如今朝廷的國庫出了大問題，只要增加商稅便可解決，他們也依然視而不見，正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為也！至於朝廷的財政問題，不還可以透過其他途徑來解決麼？
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