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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了,但內容卻記得十分清楚。父親向我講述時是逐字背出的。雖然來電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義的決心並未因此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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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書法(1)
祖母有寫毛筆字的習慣,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每天必寫。她寫字的時候,祖父如果在家,偶爾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時候也在一旁看,看著看著,就看出了一點興趣。祖母看我有興趣,就開始教我寫。怎樣握筆,怎樣起筆,怎樣轉折,等等都一一教來。祖母常臨帖,她喜歡臨的是顏真卿的《勤禮碑》。這也是我最早臨的帖。祖母還特別告誡,寫字要使每一筆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寫過了,即使不滿意也不能描。這都是上小學之前的事。記得上小學後,學校書法課的初始階段是“描紅模”,即把作為樣本的字以紅色在紙上印好,讓學生循之描寫。祖母對於這種教法很不以為然,並特別反感於“描”字。她認為這樣做,就把基礎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紅模”作業時從來不描,只是寫。祖母的這些告誡,對我後來的寫字風格,不無影響。
我學寫過幾次,得到誇獎,更有了勁頭。看我開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為例作示範的。他的書法示範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有兩處。一是祖父用雄渾的筆觸寫了個繁體的“劉”字。這個“劉”字,不僅左邊的結構使人覺得非常穩固,而且寫右邊的立刀時最後的頓挫、回筆、挑鉤讓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後的一筆“捺”,由細到粗,頓足之後再提起來,很是厚重。祖父寫這幾個字時的運筆狀態深深地印在我腦子裡。從祖父行筆和字型結構看,他的字也是顏體的底子。我猜想,祖母習顏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響,或者就是他推薦的。和《勤禮碑》的字型風格相比,祖父的字沒有那樣豐潤,要更加剛一些,但和我後來臨過的顏真卿的《多寶塔》――我覺得那是顏字中偏剛健和秀氣的一部帖――的風格相比,沒有那樣秀。
行筆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銘的書寫。祖母去世後,骨灰存放於福田公墓。後來將骨灰盒移置於公墓骨灰廊時,需要鑲一塊小墓碑。父親命我書寫碑銘。我以楷書寫下“劉母楊蘊光千古”。寫那個“劉”字的時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寫“劉”字時的情景。如果我寫在祖母墓碑上的字(嚴格說來,是我寫好字樣,由公墓的石匠刻在碑上)留有祖父遺風,那也算是對祖母的一種安慰吧。
在我印象中,祖父的字是有功底的。但那是兒童和少年時代的印象,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非常遺憾的是,我手頭沒有保留祖父的一紙――哪怕是一小片――墨跡。我詢問父親,他那裡也沒有。從小沒有養成蒐集這些東西的習慣是造成我今天回憶往事卻無祖父手跡的主觀原因。而在祖父方面,從我記事時起,一直有多讀少寫的習慣,這自然使其留跡甚少。從大處看,則是劇烈的社會動盪使然。1949年祖父宣佈起義而解放軍尚未到達之際,家中被胡宗南部隊洗劫;胡宗南部隊撤出,成都暫時處於政權真空期間,又有趁火打劫者入家行竊,不料引爆了胡宗南部隊在家裡安裝的大量炸藥,樓毀人亡,家中所存書籍和其他紙製文獻大都灰飛煙滅;“*”伊始,抄家風雨欲來,以祖父的政治經驗,更不會留什麼墨跡授人;而後抄家數次,若有文字東西也早抄歸他處了。如此折騰幾輪,我手無墨跡也是不足為奇的。
我曾問父親,祖父是否有題字可尋。父親說,祖父從無題字的愛好。不得已的應酬,多是別人代寫署個他的名而已。比如,西康建省之後,在四川和西康交界的山崖上,有祖父署名的“西康東界”幾個大字,那是父親的老師,書法家曾默恭寫的。我問父親,大邑的“莊園”中有祖父署名的匾額,是否真是祖父所寫?父親回答說:“不是哦。”我琢磨過那匾額上的字,和我印象中祖父的字的確不像。
學習書法(2)
回到對少年時代的回憶上來。隨祖父、祖母移居北京,和父母團圓後,指點我們習毛筆字的“任務”主要由父親承擔。父親在工作之餘也有寫寫字的習慣,以此作為休息。據父親說,他習書法正是在祖父的重視下開始的。父親小時候,祖父專門聘請了家庭教師來授課,書法是課程之一。祖父曾有一個說法:字就像出手的槍。以今天的流行術語來說,書法是一個標誌著人的文化修養的“訊號”,就如同槍法標誌著人的武功基礎一樣。由此來看,祖父對父親的書法教育或許帶有某些功利色彩。而到我所接觸到的父親那裡,研習書法的功利色彩已經全然沒有了。書法成為純粹的藝術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