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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國四十週年國慶，埃裡希·昂納克站在他經常站著的檢閱臺上檢閱部隊，向歡呼的群眾揮手致意。他的臉像面具一樣僵硬。他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似乎預料到，他用社會主義去消除“兩人在童年和青年時代所遭受的痛苦”的理想已經破滅了。歡呼聲已經不再屬於他。他想把他的幸福強加給他的人民，而人們卻在向因為慶典活動來到柏林的蘇聯總書記歡呼。瑪戈特·昂納克非常氣憤，竟然沒有人阻止“戈比！戈比！（戈爾巴喬夫的暱稱）”的歡呼聲。當戈爾巴喬夫因為他的講話又一次贏得了長時間的起立鼓掌時，瑪戈特抗議式地第一個坐了下來。她不得不無力地看著，她的丈夫怎麼被擊垮，自己也不知道他應該做才更好。埃裡希·昂納克無措地站在那裡，好像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一個矮小的戴著帽子的老頭。一切都會變好的，他們想再幹些什麼，就像四十年前開始那樣。“他是多愁善感的，在某種程度上情感豐富”，薇拉·庫辛邁斯特回憶說，“這種情感他一直保留到最後。
10月18號是我60歲的生日，也剛好是埃裡希·昂納克必須離開的日子。幾天之後，司機送來了一封他的親筆信，上面寫著‘作為最後的問候’，此外他什麼也沒有寫。在我看來，我們第一次在柏林廢墟上真誠的相遇以及最後一刻他身上也許依然保留的可貴之處，即這種尋求人性的親近——這兩者之間的曲線終於合攏了。昂納克原本是一個忠實的靈魂。我震動了並想到，這是他的遺言。現在一切都結束了。”薇拉·庫辛邁斯特從埃裡希·昂納克那兒觀察到的多愁善感是這個官僚的另一面。昂納克經常多愁善感，對薩爾區，對自由青年聯盟，對演唱社會主義歌曲。但相反，他對柏林牆邊射擊逃亡者的事卻並不多愁善感。瑪戈特卻是另一種人。她沒有任何缺點，總是昂著頭。當她的丈夫在1989年10月18日被黨內的年輕同志要求辭職時，她堅決站在他一邊——也自願辭職，所有其他的部長都留任了。“就這點來說，她從長期扮演的‘我就是我，而不是他身邊的妻子’的角色中溜了出來。最終，她又變成了‘他身邊的妻子’，就像開始那樣，成了不得不和他共患難的人。其實原本他們患難的時候就多一些。”
記者哈拉德·威瑟爾斯認為，在危機年代過後就再也沒有在昂納克夫婦的婚姻中看到像今天般如此緊密地團結一致。現在他們又踏上了逃亡之路，這次是為了逃避他們自己的人民。他們必須離開萬德里茨，而且找不到落腳的地方。一個神父、羅貝塔爾的市長烏韋·霍爾默接收了這兩位無神論者，把他們從大眾的憤怒中解救出來。沒有人向他們歡呼。霍爾默神父把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收留到教會的住所後，教會方面也發出了抗議。對待基督教徒，昂納克夫婦從來都沒有手軟過。霍爾默的孩子沒有一個被允許上大學——這是瑪戈特·昂納克教育政策的結果，她認為公開的基督徒都不是好的民主德國公民。夫妻倆到達羅貝塔爾的時候已經筋疲力盡。“她非常照顧地扶著他，我們很快就進屋了，因為蜂擁而至的記者已經在等著了。她儘量大範圍地遮護著他。當她失去了職位時，所有的麻木都不見了，她又成了人。
大約五天後我們問她，是否更願意自己做飯，她說：‘您知道嗎，我已經習慣了，從十三歲母親去世起，我就照顧父親和弟弟，我也非常願意給我的丈夫做飯。’她現在需要的就是，能夠照顧他並得到他的感謝。當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剝奪後，兩人重新又發現了對方。”對於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而言，越是困境，越能團結一致，就像早年一樣。團結一致就可能生存。面對媒體的窮追猛打，面對被自己的人民所驅趕，夫婦倆又得到了新的力量，早就宣告死亡的婚姻又一次經受了考驗。米歇埃爾·蘭姆克表示理解，為什麼他們兩人最終又互相緊緊地聯合在一起，強烈地拒絕向外界承認錯誤，“他們只能這樣。這是一種混雜著人性溫暖的自我肯定。要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