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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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讓我們的觀眾隨著我們的音樂一起成長。我們有兩個新成員逐步成長起來：蘭迪已經跟我們一起旅行過了，珍妮在她的歌唱和舞蹈課程中也顯示出了才能。我們不能把蘭迪和珍妮吸收到我們舊的陣容中來，就像我們不能把方木塞塞進圓洞裡一樣。我無法貶低他們顯著的才華，他們渾身上下都是娛樂業的細胞，好像天生就知道該怎麼做，就跟我們早已在樂隊中替他們留出了位置一樣。他們幹得挺賣力，在樂隊中贏得了應有的地位。他們之所以沒有成為我們的正式成員，是因為我們朝夕相處，太親密了，也許會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只憑天賦，那麼可以說，我做一名吊車司機的才能跟做一名歌星的才能不相上下。這些東西是無法衡量的。爸爸總是讓我們努力幹，在他心中有一個目標，他夢想著有一天理想成為現實。
迪斯科舞廳看起來似乎不會使一個少年的樂隊變成成人的樂隊，同樣，在充滿劇場的拉斯維加斯，並沒有一絲摩城公司最初培育我們的那種家庭氣氛。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決定就在那兒演唱。在拉斯維加斯，如果你不去賭博，你就無事可做，可我們總是把城裡的劇場看成大俱樂部，就像我們早年在加里和芝加哥城南部那些大俱樂部裡度過的時光和那裡的常客一樣，所不同的是，這裡還有很多的旅遊者，有些旅遊者對我們來說是件好事，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的老歌，也願意看我們的短劇，聽我們的新歌，從不感到厭倦。有那麼一兩次，當小珍妮穿著她的梅惠絲服裝（注：以美國電影女演員梅惠絲的名字命名的緊身服裝）出場時，觀眾的臉上現出那麼高興的神情，真太棒了！
我們過去曾演過短劇，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們製作了一個特別電視節目——《回家》，以慶祝我們的第一次重返故里。那次，我們所有人都決定回去。自從我們最後一次告別家鄉後，我們的唱片已經震動了整個世界。
九個孩子一起演出比我們五個演更有意思，我們往往還要加上碰巧來的客人。我們陣容的擴大使爸爸的夢想變成了現實。想想那時，我才明白，在拉斯維加斯演出是我們永遠也無法再次獲得的經歷。我們的觀眾不是那些只想聽我們所有的勁歌，別的什麼都不要的“高壓觀眾”，我們從那種不得不照別人意志行事的壓力下暫時解脫出來。在每次演出中，我們都要加上一兩首民歌來開發我的“新嗓音”。那時我才十五歲，就已經不得不去想這些事情了。
我們在拉斯維加斯演出期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臺來人找我們，想讓我們為即將到來的夏天演一臺節目。我們對此很感興趣，也很高興，因為我們再也不僅僅是個“摩城演唱小組”了，而受到了更廣泛的重視。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把這種榮譽丟失。因為我們已經創造性的控制了在拉斯維加斯的演出，所以一旦我們回到洛杉磯，重過那種創作音樂和演出自由受到限制的日子就會感到更艱難。我們一直致力於在音樂領域發展，這是我們生活的依靠，可我們總感覺到被什麼東西壓抑著，有時，我覺得我們受到的待遇就好像我們仍然生活在貝里·戈迪的家裡，和已經做女婿的傑梅恩在一起。我們受到的阻力越來越大。
當我們開始考慮我們自己的演出時，摩城公司的其他一些音樂已經有了變化的跡象。馬文·蓋伊只管自己那攤事，創作了他傑出的專輯《發生了什麼》（What's Goin'On）；斯蒂維·旺德對電子鍵盤樂器已經比錄音室僱的專家還要精通——他們都要來向他請教。我們關於摩城公司的最後一個深刻印象是斯蒂維·旺德帶領我們唱他那首有爭議的歌曲《你並非一事無成》（You Haven't Done Nothing）。雖然斯蒂維和馬文仍在摩城，但他們經過奮鬥贏得了錄製甚至出版自己唱片的權力。摩城公司對我們的態度一如既往，對他們來說，我們仍然是孩子，儘管他們已經不再“保護”我們，也不再把我們打扮成孩子的模樣。
我們和摩城公司發生矛盾始於一九七四年左右。當時，我們以堅決的口氣提出了我們想創作專輯歌曲這一意見，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對當時自己的音樂很失望。我們有一種強烈的競爭衝動，我們感到有被其他樂隊的更加順應時代的音樂吞沒的危險。
摩城公司的人說：“不行，你們不能寫自己的歌，應該有人為你們創作歌曲，有人為你們出版唱片。”他們不僅沒有答應我們的要求，而且還告訴我們，即使是提出要創作自己音樂的要求也是不應該的。我感到太沮喪了，開始討厭摩城為我們提供的一切材料。最後，極度的失望和煩惱使我想到要離開摩城。
如果我覺得有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