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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丹拜認為，這種以為火燒圓明園的記憶已經消失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她確信，恰恰相反，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圓明園被視為自己歷史遺產的一部分，他們根本沒有忘記圓明園的毀滅。縱火者原本以為打擊的是皇帝本人，實際上他們傷害的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情感。
丹拜夫人認為，實際上，大部分中國人已經忘記了導致這場報復行動的直接原因。但相反，火燒圓明園“一直是一個敞開的、敏感的、灼痛的傷口”，永遠也不會被忘記。其真正的原因是，人們關於真龍天子——火燒圓明園的懲罰物件——的記憶已經隨著時間煙消雲散，但北京的老百姓，也就是由於額爾金手下留情而免於一死的北京人的後代，仍感到自己受到了凌辱和傷害。他們將圓明園視為民族遺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忘記了圓明園只是為了一個人，即當朝的皇帝，而存在的。就像被剝奪了繼承權的後代一樣，他們對失去這樣的藝術和建築瑰寶憤恨不已。他們將譴責的矛頭直指英國人，痛斥他們的萬達爾行徑。
何伯·丹拜繼續寫道，法國人實施的破壞和搶劫行為幾乎被忘記了，中國人自己做下的更大規模的搶劫行徑被輕易地掩蓋了。然而，當排外的浪潮週期性地震盪中國的時候，火燒圓明園總是被推到前臺，它已成為人們心目中最強大有效的宣傳工具之一。比如，中國1937年遭到日本入侵之後，大量關於圓明園的文章發表出來並分發給老百姓，號召中國人民奮起反抗西方人。
她總結道：“事關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只有時間能釐清愚蠢與智慧。額爾金透過這一決定達到了他的目的，即幾天後簽訂了和平條約。但他的行為，被普遍視為對未來幾代人的傷害。不僅在中國如此，而且在整個世界也是如此”。
亞洲出身的歷史學家潘尼迦指出，額爾金的錯誤在於，“他天真地以為，火燒圓明園將給東方人留下強烈的印象，使中國人持久地懼怕歐洲人。看起來，歐洲人有一種奇特的邏輯，他們堅信自己在亞洲人心目中的威望會隨著野蠻和殘酷程度的提高而與日俱增。如此愚蠢的行為不可避免地留下持久不滅的印跡，但它與額爾金所想象的完全相反，它完全是對‘野蠻人’的刻骨仇恨和無言蔑視”。
在這場爭論中，歷史學家汪榮祖完全支援丹拜夫人（無疑還包括潘尼迦先生）。汪先生承認圓明園是當朝皇帝的享樂之所，額爾金毀掉它完全是針對咸豐皇帝。實際上，咸豐皇帝本人確實深受打擊。他補充道，然而不幸的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認為火燒圓明園只是一場懲罰滿族統治者個人的行動；他們認為，這一瘋狂的毀滅行徑沒有任何道理可言。此外，用火燒燬無可替代的文化珍寶，也是整個人類的巨大損失。
在他看來，額爾金本欲施加給清朝皇帝的教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被視為一場深重的民族災難。對圓明園的洗劫和故意縱火，大大加重了中國人對西方及西方自以為是的現代性的戒心與不解。他接著說，同過去一樣，今天的中國人仍然痛惜這座宮殿的毀滅，雖然他們有理由對宮殿所象徵的一切表示憎恨。但他們不會忘記它，因為他們認為，這座巨大的皇家宮苑是他們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他們特別憎恨十九世紀的英國，它當時是世界上主要的帝國主義強國。滿漢兩族的精英都痛斥“歐洲帝國主義者”的萬達爾主義和野蠻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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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國人見證的洗劫（30）
汪先生最後問道，假如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白金漢宮被外國侵略者摧毀，那麼英國人會做出什麼反應呢？雖然白金漢宮裡只住著英國的國王！
一位傑出的滿族文人向咸豐皇帝的繼任者同治皇帝（1862…1875年在位）上書，提醒皇上勿忘“庚申之恥”。清朝末年，有多位著名詩人，在自己的詩歌作品裡，為化為灰燼的皇家園林和收藏發出痛苦的悲吟。
康有為（1858…1927），這位戊戌變法中開明而又不幸的改革者，當他1904年在巴黎的集美博物館裡發現1861年從圓明園搶來的大量文物，以及1900年由鎮壓義和團的八國聯軍從北京帶回的大量文物時，深感恥辱和悲憤。康有為認定這些文物是無價之寶，代表了中國國粹數代以來萃集的精華。他對中國如此大量的民族瑰寶流落它鄉痛心疾首。他回想起自己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經常到圓明園廢墟附近散步的情景。同許多人一樣，他將圓明園的悲劇與中國的命運聯絡起來。他夢想著有朝一日能重建昔日的輝煌。
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之父，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