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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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使用“洗劫”一詞頗感為難，所以他不談洗劫之事，寧願用“那件事”取而代之。不過在他看來，假如說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罪人的話，那麼英國人的罪孽更深重，而罪魁禍首就是額爾金。
歸根結蒂，他對英國人沒有一點好感：
“你覺得，對於圓明園那件事，我們的友好盟軍對我們的指責攻訐還不夠多嗎？他們簡直是裝腔作勢！責人嚴，待己寬。我們的人也搶了東西，這的確不假。但又是誰洗劫了那些金雕玉砌的宮殿、燒燬了佔地二十五至三十平方公里的建築奇蹟、將代表三千年智慧結晶的藏書樓化為灰燼呢？他們反而對這種毀滅文化的行徑洋洋自得，他們稱之為壯舉。僅此一端，即可令額爾金與埃羅斯特拉特（他燒燬了厄法茲的阿耳墨忒斯神廟）和奧馬爾哈里發相提並論。他也不愧為將巴特農神殿的大理石雕像鋸成兩截掠回英國的那位額爾金七世的真正孝子。到底是誰，全然不顧我們最高司令官震爍古今的強烈抗議，幹了這些事呢？好了，我們已經義憤滿腔。”
呂西最後帶著強烈的反英情緒說，圓明園之毀，應歸罪於英國人，歸罪於他們“極端的民族主義”，以及這個民族“貪得無厭的自私自利”。
徹底否定和譴責燒燬圓明園的聲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據，它的理論根據來源於普遍的道德觀和西方文明的價值觀。
海軍上尉巴呂直言不諱：“野蠻戰爭的邪惡，必然導致這些與我們自詡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種種行徑”。
夏西隆男爵表示憤慨。在他看來燒燬圓明園的行徑，可以毫不猶豫地定性為“野蠻”：“因為我們已經身處十九世紀，因為我無心地卻又不可避免地會做如下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