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2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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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二十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閒步縱論古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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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佈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千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並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鑑》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援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鑑》英譯為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來說，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鑑》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己瞭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十二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註，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地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髮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檔案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字。當中若干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覆，我在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象，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閒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充套件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