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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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被強逼去昆明，加入軍隊的決定也延遲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勢應該比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歲生日時，戰事仍然持續，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選擇行事。我因此進入報界數個月，結識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長沙等待半年的緩衝期滿，無事可做，毛遂自薦去《抗戰日報》工作，以求換得食宿，他們也接納了我。這是一份愛國報紙，社長是劇作家田漢。報紙是採半開大小的畫報形式，所有報道都刊在一張紙上。事實上，田漢忙著其他的抗日活動，編輯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還有一些其他人也來幫忙。但是，有一段時間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職工作，床就放在辦公桌旁。當時我從未想過，他有朝一日會成為名人。他當然就是以“三家村”筆名寫作的廖沫沙，和其他兩位作家共用這個筆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寫專欄，不時諷刺極左派。毛澤東對他們翻臉時，三個人都在1966年下獄，毛澤東趁此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他兩位作家就因此毀於“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倖存。至於田漢，在中國的地位就像美國的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或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於獄中。

直到最近，我才發現，我結識田漢及廖沫沙之前，他們已當了好幾年的共產黨員。不過對當時的我來說，不論知不知道，都沒有多大差別。在戰爭開打的頭一年，沒有人在乎誰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當時的共產黨員一派樂天，充滿溫情，和叛變壓根兒扯不上任何關係。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們起爭辯。他們會追著你到天涯海角，從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島，直到你同意他們的論調，他們才放你走。

中國內陸（2）

我還在《抗戰日報》工作時，就聲稱要加入國民黨的軍隊。我的一些朋友雖然不見得是共產黨員，卻建議我改去延安——當時是毛澤東的根據地。他們設立了一所“抗日軍政大學”，林彪是校長。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學在那裡，因此我對當地的情況多少有些瞭解。在抗日軍政大學，他們顯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講前唱的歌，有演講後唱的歌。鋪路挖坑時都有歌，連上廁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們還有一大堆的“主義”。在延安，人人每個月領兩元的零用錢。如果把錢花在買菸草上，就是享樂主義。如果說了個不該說的笑話，就是犬儒主義。和女生在外頭散個步，就是浪漫主義。一馬當先是機會主義。看不相干的小說是逃避主義。拒絕討論私事或敏感的事，當然就是個人主義或孤立主義：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及門戶主義”，全都不是好事。不過那是後話了。在1938年，我個人反對延安是因為他們教的是游擊戰，並不合我的胃口。當時我暗地裡心懷壯志。多少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覺得如果要當職業軍人，就應該領導軍隊進攻，並採取防禦策略。我甚至想當拿破崙。躲在暗處放冷箭，然後快速逃走，聽起來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決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當共產黨員，就是國民黨員了。不跟從毛澤東，就追隨蔣介石。這就是當時的情勢，也剛好發生在我身上。我考進成都的中央軍校，校長就是蔣介石，雖然他一年不過來視察一兩次。人人都可以稱他是“委員長”，但在軍校中的我們，不論是學生或教師，都必須說“我們的校長”，說者或聽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訓時間長達兩年。學校的確教我們如何進攻及防禦，但必須先經過數個月的枯燥練習。大抵而言，可以說共產黨要求你和他們有同樣想法，但不關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戰時是如此。毛澤東自己總是一副沒理髮的樣子，衣領也弄得皺皺的。國民黨剛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內心怎麼想，沒有人管你。

如果軍校想要鍛鍊我們的心智，也是透過不斷的操練來訓練我們，頗有禪宗的味道。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在操場上，演練如何立正。我們的軍官解釋，當一個人確實在立正時，他的觀察力也跟著凝結。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命令我們長期處在這種不舒服的姿勢中。有一名軍官會伸出一隻手在我們前方，測試我們是否眨眼。另一名軍官會藏在我們身後，突然伸出兩隻手指，掐住某人的後頸，看他繃緊的身體是否會像袋鼠一樣，用腳趾頭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練習。教官說，如果一個人確實立正站好，頭蓋骨底部有壓力時，身體會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頭一樣。這時我們已經練習太久，全身痠痛，害怕再被罰，因此不敢要求長官示範。

我們的立正練到差強人意後，就學習如何敬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