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36部分 (第1/4頁)

長城之內起事，二十天之內即聚眾五萬。劉淵曾任晉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導匈奴人眾。這背景使他容易號召國防線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馬早已編入邊軍之內。其他異民族分子，包括漢人家中佃農和奴工，較劉淵遲十二年稱帝的石勒，年輕時即被販為奴。整個遊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於此時。可是綜合起來看，仍是漢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這種制度解體，才引起少數民族參加其中的混戰。若說夷人主動地洶湧而入主中國則與事實相左。

第七章長期分裂的局面（3）

可是少數民族擅長的是騎兵戰術，在內戰時，其影響非不嚴重。當騷擾普遍化時，各處村落組織自衛武力，築塢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黃巾叛變時開始，及至公元4世紀，已構成華北的普通現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邊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公元4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其下層基本組織或許只有少數村落，可是一個大單位能包括十萬戶，胡漢人口混雜在內。有力之宗族為這種地方自衛組織骨幹，他們擁有精兵，顯然有貴族的氣派。假使這種趨勢任之發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國出現，中國此後幾百年的歷史也可能與日本之中古史相類似。只是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執行流動的戰術，作戰時又有大部隊參與，終使局勢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在這期間內，主要的戰鬥通常牽涉到二十五萬人以上，步兵與騎兵的比率不少於三比一。因為需要人員，當日胡人君臨的短命朝代，經常侵凌地方士紳所組織的自衛團體：或者派遣監督取得其行政權，或者指令其盟主強索人員與補給。兩種方式同樣地侵犯其地方自治的權益。

中國在公元4世紀及5世紀因此陷於歷史上的最低點。皇室著重於各人自我約束、對人謙讓的文治，至此已無法施展。另外一種出處則是地方自治，以資產作基礎，將士紳所掌握的地主威權合理化而成莊園制度（manorialism），而這出路也被阻絕。且當小朝廷派遣監督到各結壁為盟的單位裡去時，又不改組其下層組織，所以以小自耕農為主體以便於官僚組織統治的中央集權也無法恢復。當時人失望之餘，只好以“五胡”配上一個“十六國”，強調其負面因素，殊不知破鏡終能重圓，假以時日，中國殘破的帝國仍能恢復原狀，而且發揚光大，不過需要一段長時間而已。

第八章歷史向側面進出（1）

在傳統史家筆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無道昏君之多，可說是空前絕後。然而與其說這是皇室品質惡化的結果，毋寧說是反映了這時代國家體制的脆弱。面對如此長期的###不安，歷來作為社會綱紀的儒家思想，已無法滿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傳入的佛教，卻適時提供了飽受苦難的人們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時大為盛行，深深影響此後千百年的中國。

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宇宙經常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中。要是當中有何差錯，一定有負咎的人在。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期間，其壞人則為曹操。即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也仍然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其理由不難理解：在君主專制時代，自然法規總是由上至下地通行，如果君主稱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與智慧。但事實上，下層的詳情無法得知。而在廣大的國土內，很多相沖突的利害也不見得可以調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裡龍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為一個說話算數的仲裁者，他所期待於讀書明理之百官的，不過是一種帶強迫的信仰，要是他們都保持著自我抑制和對人謙讓的信條，那麼不怕任何衝突不得解決，也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不能排除。曹操的罪過，不僅在於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並且在於他公開道說，有意鑿穿眾所公信的神話。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當曹操於公元220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志宣佈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禮，於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四十五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製。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號為晉。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內稱：“國家本是精神產物。”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干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