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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 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觀點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強調上天命令每一個人不分畛域又不待儀節約束地去兼愛他人。既有如此的強迫性存在,則任何要求也不算過分。在行動上墨翟和他的門徒冒著性命的危險,企圖避免當日的兼併戰爭。
孟子對兩人都沒有好話可說。他指斥楊朱之縱容個人的私利觀,等於承認君主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愛,等於否定父親的特殊地位。他以絕對的態度絲毫不通融地警告著:“無父無君,禽獸也。”如此不容忍的態度可能使現代讀者感到驚訝。所以務必投以歷史的眼光,才能瞭解箇中究竟。
戰國末期鐵器業已出現,因此上層社會的繁複程度更增加。可是幾百年後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家,下層仍保持著均一雷同的基礎。文筆之吏仍以竹片作書柬,紙張之發明尚在公元后1世紀。但需要整個帝國一體行動的諸條件,卻已迫不及待。如此一來,要在農民大眾之中構成基層組織,無過於提倡家族團結。當中的一個推論則是讓世襲君主按照父親的榜樣行事。對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務必有親疏之分,有如血緣關係之遠近。所以認為個人或憑私利觀行事,或對旁人一視同仁,可能對現代讀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國卻不合實際,首先在法律上即會產生糾紛。迄至20世紀,中國仍缺乏對個人作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