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32部分 (第3/4頁)

牧民族也必具有類似的結構，反之亦然。漢時匈奴已有二十四個部落的結盟，他們力之所及綿亙一千五百英里，自東北至於青海。公元前200年，他們曾號稱以三十萬騎兵圍漢代創始者劉邦於今日之山西。上述數字可能誇大，但是無疑的，在重要戰役裡他們不難以十萬之眾，投入戰鬥，並且不必全數集結，而是在戰場上協定，分成若干縱隊。因為他們以遊牧為生，在環境上佔優勢，此即軍事理論家所謂“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當中國人尚要組織動員、裝備、徵調、訓練之際，北方之勁敵則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驟。他們的及齡壯丁早已在馬背上，他們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謀生工具，他們從來不缺乏流動性。

兩方交戰時其程式極為殘酷，因為戰場就是沙漠及其周邊的草原地帶，環境本來就蕭條。當兩方交鋒之際，絕無後撤退卻之可能，而以漢軍尤然。戰敗者固然難倖存，即戰勝者亦死傷慘重，逃脫幾全不可能。俘虜數少，而交換之俘虜尤少。投降的則依例改換身份，從此終身夷狄。漢軍戰勝時則對部落之牛羊一網打盡，視作戰利品。反之遊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漢人，其慘酷少恩，也少倖免之處。漢代的征伐無非展開一種序幕，以後這兩種文化尚要長久地在歷史中膠結，沒有一方能以永久的勝利或全面的失敗改變局面。影響所及在中國的文藝作品裡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愛國心長，摩拳擦掌地發出好戰喜功的聲調。也有很多在吟詠間，表現著厭戰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漢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視前方一週，此外再未履足於戰場。但是在征伐匈奴時他親自作全盤謀劃。他決定用兵的戰鬥序列，分配每一路軍的人員馬匹。每一戰役結束，武帝也親定賞罰。

每一次典型的戰役有十萬騎兵參加。支援的步兵及後勤部隊又多出數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牽涉到五十萬人為常態。漢軍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開，以搜尋接近敵方，並預先訂好集結會師的時日與地點。他們通常在本軍外圍五百英里的範圍內活動。始終不遇敵軍的情況常有之，通常情形是兩軍迎戰，爭鬥慘烈。公元前99年的戰役，中國方面之死傷率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很少生還。公元前119年的戰役，漢軍雖獲勝，但是十四萬馬匹出塞，不到三萬南歸。武帝長久的御宇期間，前後執行這樣的戰役八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鮮，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並且也在青海與藏人交兵。

政府徵發與農民生計

全部戰費為數幾何？司馬遷略稱內地輸送六十四石的糧食只有一石運達前方的說法，雖然不能在事實上認作確切無訛，但他這句話至少暴露後勤問題的艱鉅。並且武帝之戰略在於鞏固邊防，當敵方威脅既除，便大規模移民實邊，因之耗費更多。很多籌款的辦法因而產生，包括向商人抽資產稅，抽舟車許可證稅，以贖鍰代刑罰，政府專利於鹽、酒及鐵，又直接參與經商。這種種徵發，以及戰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權之趨勢有進無退。以下尚待說明，皇帝親自與聞軍政，與漢朝宮廷之政治有極大的關係。

漢武帝是否因他的軍事行動而折斷了帝國的脊椎骨？歷史證據不容我作這樣簡單的結論。即在匈奴戰事最高潮之際，中國境內的繁榮並未受影響。此中矛盾也給關心中國歷史之人士一個機緣檢討一個具有恆久性的問題：從記錄看來，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為西方經驗所無。其中情形以戰國時代魏國之李悝所敘最為剴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紀作《漢書》時，猶覺得這故事中有關稅收及財政一節在當日仍息息相關。他所說李悝的計算，有如下述：

一個農夫，帶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畝。每畝出粟一石半，全年收穫為一百五十石。

土地稅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

每口食糧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

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

每石值錢三十文，剩餘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

除去地方舉辦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為家室用度的為一千零五十文。

衣服每人應費三百文，五口共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

此外治病與喪葬之費不計，而因軍事動員之額外賦稅又不計。

李悝補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糶穀物。當糧食在市場剩餘時由官方收購，不足則官方拋售。在武帝時代此項政策由治粟都尉領大農（糧食部長兼代財政部長）桑弘羊主持。桑從商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