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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不無誇大之辭,也可見得局勢之嚴重。
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時未曾作任何細密的準備。他盡信中國古典,真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滿以為自己在西安執行天子之職權,其聖旨即可以在邊區遠處全部奉行。等到事與願違,他又慌忙地全面退卻。這個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的經濟政策牽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歸國有,不得私相買賣。他的金融政策將布匹龜殼全當做貨幣通行,與金銀與銅元保持一種複雜的兌換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專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經商的範圍也相次擴大,還包括銀行業務。當環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實質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時候,他也不再矯飾,於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組織的上層經過他成批的更換,可是基層組織除名號外,大致如故。有時候他整個變更政府機構的名目,而自以為已作實質上之改革,並依賴特務政治強制執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觸動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們以為中國在這樣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免嘆為奇蹟。傾慕之餘,他們也和王莽自己一樣,忽略了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近代西方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
用不著多說,王莽的改革陷於失敗。當他的經濟政策毫無成果時,農民開始反叛。後來武裝部隊逐漸崇奉漢代創始者劉邦的九世孫劉秀。王莽於公元23年被殺,兩年之後劉秀稱帝,至此漢代“中興”。當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劉秀以洛陽為國都,他的旗幟全用紅色,以與“前漢”之黃色有別。是以,前漢為西漢,後漢為東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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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1)
經過王莽篡位的短暫混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農民作亂與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下中興了漢帝國。為了調和各方的利害衝突,使彼此都能和諧並存,他極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使東漢瀰漫著一股維持現狀的政治哲學,然而豪強兼併的事實終究不是意識形態所能消弭的。終於,在黨錮之禍後,衝突的各方將漢帝國推向敗亡的命運。
寫宏觀歷史,有一點不妙的地方,則是作者總是經常與戰爭結不解緣。如果筆下的題材是近千年歐洲,則作者只好在哈斯丁(Hastings)戰役之後,立即接下來講十字軍東征,隨後又有百年戰爭、薔薇花戰爭,而且宗教戰爭之後還未鬆氣,又有現代民族戰爭的登場。大概人類天性如是,歷史上重要的轉圜之點,總是避免不了武裝衝突,於是史家也別無選擇餘地。中國的歷史自不能例外,可是這當中也有不同之處。有如中國變亂時人民被荼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處來得長久。例如漢朝之前漢及後漢,各為時約兩百年,幾乎與美國全部歷史等量齊觀。因之我們大可以在提到流血爭鬥之後,環顧其他的各方面。
社會繁榮教育普及
在這一段偃武修文時代裡,文化上和物質生活的進步極為可觀。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趨普遍。中國以國家為主提倡教育,始自漢朝。所謂太學,實為國立大學,為武帝所創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間業已有學生三千人。當王莽為攝政時,據說所建的太學有宿舍萬間,足以容納同數的學生,這一數字或許有些誇大。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和他的智囊鄧禹都是當時太學生。他們另一位同學張充早逝,皇帝訪問不遇,即聘他的孫子張酺為太子教師。而且劉秀帳下高階將領有六七人在當時都具有學術的名望,可見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後漢第二位君主明帝劉莊在洛陽的明堂講解《尚書》,據說“萬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聽眾。公元2世紀內,太學已擁有兩百四十棟建築物,內有房舍一千八百五十間。而到這個世紀中期,太學生總數共達三萬人,不過史籍沒有說明這些學生是否全部在學,或者當中有些可能只領有如此的頭銜。同時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有名望的學者普遍有學生五百人;其中最著名的甚至有學生三千人。
學生人數的規模或可作為天下太平的一項指標。據說紙張在公元105年已經出現,可是其後很長一段時間,經典仍以絲綢抄寫,其用費必多。而如此眾多的讀書人,他們遊學的旅費和生活費也必賴財富集中才能支援。西曆的公元前後,西安已是個擁有二十五萬居民的大城市,洛陽居其次,也有近二十萬人。
誠然令人感到遺憾,當日這些大都會的雄偉建築,至今已蕩然無存。中國缺乏像雅典的帕特農神殿或羅馬的競技場足以在觀光客面前炫耀。也沒有哥特式的教堂或中世紀歐洲的同業公會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