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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至19世紀仍有7000家，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603。。其所放款為消費而非生產，無潤澤工商業之可能性。
因中國幅員廣，人口多，江南諸地內河航行便利，一遇承平之際，其商業表面呈發達現象。但此發達程度，必須與全國人口幅員成比例，尤須突破傳統習慣，改進商業組織，始能與西歐現代商業機構並論。以上所述，可見政治、法制、社會、金融各方面均阻礙此種突破之趨勢。研究商人人身成分、商業資本、商業習慣，可以補助吾人之觀點，證實其觀測。
直接提供以上各點之歷史資料，不易覯見。即明代作家偶一提及商人及商業，亦不過此等作家之印象。彼等既未能與現代商業接觸，自無法估計法制自由、借貸發達、金融活躍條件下工商業可以繼續發展之程度。是以此等作家字面上所稱之盛衰，與吾人今日曆史觀點所稱之盛衰大有出入。
在此情形下，小說資料可能為歷史之助。因小說家敘述時事，必須牽涉其背景。此種鋪敘，多近於事實，而非預為吾人制造結論。
馮夢龍（1571—1646）生於明末，為崇禎中貢生，曾任知縣見容肇祖《馮夢龍生平及其著述》，《嶺南學報》，2/2~3。。其所輯明末短篇小說，於1624年及1627年之間刊行為《喻世明言》（1965年香港中華版）、《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均1956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版）。每書有短篇小說四十篇，合共一百二十篇，通稱《三言》。其中敘有前代人物者，亦有承襲宋元話本者，但其觀點代表明末社會情形。其間若干資料，不能全部置信，如有涉及神鬼傳奇者，有將歷代官名前後改竄者，有敘述唐宋，而其物價全用明末為準據者。《喻世明言》中《楊八老越國奇逢》將嘉靖間倭寇事蹟，諱稱元代，顯系避免評議當日政府。《醒世恆言》中《施潤澤灘闕遇友》，稱蘇州吳江縣盛澤鎮，“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但乾隆《吳江縣誌》卷四稱盛澤鎮明初居民只五六十家，“嘉靖間倍之”見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頁457。。此等未能置信之處，顯而易見。除此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