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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黃仁宇(1)
黃競存
我的哥哥黃仁宇和嫂嫂格爾住在美國紐約州New Paltz市,在1999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兩次電話,在交談中互相勉慰,慶幸平安地進入一個新世紀。
2000年1月8號,新世紀剛度過一星期,那天加州氣溫平和,我們還在計劃週末活動,突然間仁宇兄的兒子培樂(Jefferson Huang)來電話,那時是加州時間上午11點半左右,培樂的語音很平穩,可是訊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象到的:他說父親在三小時前,在去附近一間電影院時,突然因心臟病(Cardiac Arrest)不治棄世,就在這個簡短的電話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辭的永別了。
過了一兩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爾駕車到離New Paltz二十多英里的一家電影院看一部文藝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 Falling On Cedars)。他們剛到達電影院,仁宇兄說身體不適,在進門廳室,一坐下來就暈倒,當時由救護車送到附近醫院急診,醫生已束手無策了。
當時我除了傷感之外,還有一點詫異:平常仁宇兄做事認真,不愛浮華,為什麼要在週末白天去電影院呢?為了瞭解真情,我就在網路中尋找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這影片是根據1994年間一部最暢銷的小說編攝的,小說已經譯成中文出版,書名叫《愛在冰雪紛飛時》,故事發生在西雅圖城海灣中一個小島。在大雪飄零之際,一個當地新聞記者查訪法庭審問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種族男女間的愛情,小島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間的嫉忌和偏見,都反映在記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測,仁宇兄對寫小說有興趣,他去看這影片,不是純粹為了娛樂,而是要把文藝著作和電影兩種媒體相互比較,有研究的性質。
當天他們夫婦離家去電影院時,仁宇含笑對格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麼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隨後格爾開車沿赫遜河岸轉折,仁宇繼續將身後事作為話題,和格爾檢討。這場經歷在格爾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毀滅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從小在湖南長沙長大,一直到中學畢業,我們的父親黃震白,別名種蘇,是中國革命初期同盟會會員。在長沙時,我們兄弟年輕,父親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記憶中比較深刻的是在客廳牆上掛的國父孫中山的手筆,題贈“種蘇同志”,中間是“博愛”兩個大字,下首是孫中山的簽名和印章。這幅字帖一直掛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戰開始,家人分散,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黃仁宇在十四五歲左右(1932年)開始向當地報紙投稿,當時湖南日報副刊,連續登載他寫的世界名人傳記,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畫像。黃仁宇的寫作熱忱,從中學時代開始,從未間斷,以後他繼續在文章書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圖,包括白描畫、地圖、表格和作戰形勢圖等,都一手細心創制。他的私人用箋,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畫,描寫過去運河漕運情形,原來是他寫明代經濟史中的插圖。
1938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念電機工程。剛過了一年,全國抗日戰爭開始,國內比較有名氣的大學都輾轉遷入內地。黃仁宇放棄學業,在長沙參加抗戰日報,作編輯訪問工作,那時抗戰日報的社長是田漢,總編輯是廖沫沙。
黃仁宇於1943年由重慶飛往印度,參加中國駐印度遠征軍,在孫立人部下作參謀,常到戰場視察,仍舊寫文章,大部在重慶大公報發表。在北緬密###之役,他到前線觀察,被日軍藏在樹叢中的狙擊兵射中大腿,運到後方調養。
抗戰勝利之後,仁宇兄到美國Leaven Worth參謀大學深造,後來又到日本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在這個期間,我們只在日本東京匆匆見面二十四小時,一直要到1952年,他決心解甲讀書。我們兄弟,才有比較多的見面機會。
從1952年開始,黃仁宇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唸書和工作。那時他已經是三十四歲,把半生的事業成就全部放棄,重新和年輕的學生們生活在—起,這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他採取這途徑,表示對自己寫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願意在半工半讀的條件下,發憤攻讀。
黃仁宇在密西根大學Undergraduate School唸了三年,由新聞系轉到歷史系,取得學士學位,在這段時間,除開讀書、工作之外,他對年輕大學生的課外活動一樣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