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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之輕受之也，未必是其長處也。” 書讀至此，便無法下去。韋蓮司一介女子，何等眼光！胡適一次和康###學助教談中西婚姻，對方謂“此邦女子智識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學女生而論，其真能有高尚智識，談辯時能啟發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胡適何其幸也！但看到胡適在一旁大加認同，說什麼“此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競天擇’者，有幾人能真知進化論之科學的根據耶？”不禁大搖其頭。韋蓮司固然中“肯”，但胡適卻未知“綮”在何處。此刻韋氏揭破的問題不是懂不懂進化論，而是海運以來國人對外來思想的照單全收而無從擇取。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界在思想上一味趨新，凡新即好，從現代到後現代，緊趕不迭，只要太平洋那邊打個噴嚏，這邊立刻就感冒。韋蓮司一個“輕受”，實在是點中了我們的癢穴。“五四”便是一典型的“輕受”的時代，還不談“誤讀”。倒是後來國門關閉，大家“輕受”不得，轉而變成了集體“迷信”。待1980國門重開，故態復萌，又是一輪讓人眼花繚亂的“輕受”。至今，我們走出了這個“輕受”的時代了嗎？
這個韋蓮司不僅有自己的思想見識，更特別的，是她在做人行事上與眾不同的“灑落不羈”。韋氏出生富家，但不自修飾。歐美婦女習於打扮，她的衣服卻“數年不易”，頭上的草帽早已破損，然“戴之如故”。頭髮修長，難以服侍，乾脆自行剪去，“僅留二三寸許”。“蓬首一二年”，“行道中，每為行人指目”，不自以為意。韋蓮司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