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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胡適深以為然，不但複述訥博士前之所言，而且告以自己的“秋柳”詩，韋女士也認為此中大有真理。
1915年元月，胡適在由紐約返回綺色佳的車上，讀到一篇《不爭主義之道德》的文章，甚合己意，便決定打聽地址給此人寫信交流。對方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讀英國文學，叫普耳。兩人有過一通書信往還，書信中也有過“字句之爭”。胡適奉老子的“不爭”為圭臬，而這位普耳卻更是個“毋報怨”的信徒。“我並不相信‘不爭’，至少我不喜歡這個詞，它是軟弱的。我更喜歡‘有效的抗爭’這個詞。使用體力的抗爭是效果最差的抗爭方式。通常大家都認為一個人如若採取非體力的方式去抗爭，那麼這個人便是一個不爭主義者。絕大多數人僅僅只想到物質的和體力的概念。”這種說法很新鮮，但，什麼是他“有效的抗爭”呢？“而精神的抗爭，寬恕自己的敵人的抗爭，‘遞上另一邊臉’去的抗爭才是積極的最為有效的抗爭……”。信到這裡戛然而止，給胡適留下了長長的省略空間。對此，胡適日記中並沒有反應。不能不承認這種解釋非常新穎，特別是“寬恕自己的敵人的抗爭”尤為精警。可是，在什麼意義上，別人打你左臉，你再把右臉遞上去，並說這是“抗爭”？再說，這樣的抗爭所得到的和平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和平呢？至少在我這個沒有基督背景的人看來，它是反常的，殊難理解。而胡適的“不爭”，也僅止於老子，亦未至於耶穌。
不數日，紐約大學召開美東各大學持非兵主義的反戰大會，討論聯合抵制美國增兵問題。康大的教授巴恩斯堅持讓胡適參加，上月剛從紐約回來的胡適再次來到紐約。他用電話聯絡了普耳，兩人一見面，又為“不爭”爭了起來。在胡適看來，此君明明“不爭”，但卻反對這個詞，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是不爭，而是“有效的抗爭”。於是，兩人退求其次，用“消極的抗爭”名之，胡適亦不愜心。最後胡適建議用“道義的抗拒”，普君“以為然”。
“字句之爭”告一段落，胡適的“消極和平主義”也走不了多遠了。
案：胡適此次抵紐約，日記為“紐約旅行記”，所記固多，但，最後兩事不妨在此約略。一是初見黃興，1915年2月14日晚哥倫比亞大學中西樓餐廳，胡適和哥大朋友同進晚餐，飲宴中，忽見哥大的張奚若起身招待外來數客，“其一人乃黃克強元帥也”。張奚若介紹他二人認識，此時，胡適眼中的黃克強，“頗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語作湘音。”上次來哥大，胡適就有拜訪之意，不意今日見之，胡適在日記中自謂“幸事”。
另一是回程一幕：餐後以車至車站。車停港外，須以渡船往。船甫離岸，風雨驟至，海上皆黑，微見高屋燈火點綴空際，餘頗欲見“自由”之神像乃不可見。已而舟行將及車次，乃見眾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遙指謂餘曰：“此‘自由’也！”（同上）
十六 消極和平主義（3）
“此‘自由’也”，胡適感嘆此語，以為大有詩意，意為此作一詩，久未能果。直至七月，方成一章，題為“夜過紐約港”。其最後一句即朋友的告語：
“There is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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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與韋蓮司談“容忍”（1）
前，胡適“第一次訪女生宿舍”，有文章認為那個女生就是韋蓮司，但並沒有出示證據，不足信也。至於我，認為不是。證據是，韋蓮司是康乃耳大學地質學教授的女兒，而女兒本人並不是康大學生，她在紐約學美術，回康大等於是回家。既回家並無住女生宿舍之理，除了其他事。十多天後，在綺色佳的一個教堂觀看婚禮，應該是胡適和韋蓮司的較早接觸。以後兩人見面，不是韋蓮司回綺色佳，就是胡適去紐約，當然以前者居多。胡韋的接觸，多在精神層面，兩人很喜歡就問題交流。
在胡適眼中的韋蓮司，自是“讀書甚多，極能思想”，言語之中，常出見識。比如有一次，胡適誇示中國人從來不拒絕新思想，像達爾文的《天演論》，西方守舊者對它的攻擊，半個世紀都沒有停止過。而它東來之後，即“風靡吾國，無有拒者”。不但如此，像“天擇”“競存”等名詞還成為流行一時的口頭禪（胡適自己的名字就是一個證據）。這本是胡適的得意處，但韋蓮司打斷了他的話：“此亦未必為中國士夫之長處。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經幾許實驗證據辯難，而後成為定論。東方人士習於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動聽，便成圭臬。”因此，在韋氏看來，“西方之不輕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