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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的耶穌基督。墨子的“非攻”思想，甚為胡適稱道，胡適把他的“非攻（上）視為是“最合乎邏輯的反戰名著”。同樣，老子的“不爭”亦為胡適稱頌不已，胡適不僅熟悉而且抄錄下這樣的句子：“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墨子和老子，乃是胡適少年讀書時於儒經之外的涉獵，1909年秋，胡適在上海，見野外萬木蕭颯，惟枝條最柔軟的楊柳卻迎風而舞，極富生機，這一對比，使胡適不禁想到老子所謂能以弱存者，便賦詩：“已見瀟颼萬木催／尚餘垂柳拂人來／憑君漫說柔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詩無足觀之，老子的思想無疑卻在胡適那裡發了酵，這一點直到胡適來美才看出來。來美后的胡適，“僧道無緣”，亦無緣受洗為耶教徒，但《新舊約》筆記卻經常在胡適日記中出現。耶穌的這一段言論，亦與上面老子的言論在同一札記中並置：“人則告汝矣，曰，抉而目者而亦抉其目，拔汝齒者汝亦拔其齒。我則詔汝曰，毋報怨也。人有披而右頰者以左頰就之；人有訟汝而奪汝裳者，以汝衣並與之；人有強汝行一里者，且與行二里焉。”
比較之下，墨子的“非攻”是反戰的，老子的“不爭”是“不抵抗”的，而耶穌的“毋報怨”不但不抵抗，而且還要讓對方更得逞。在當時一戰爆發的語境下，墨子的話是針對戰爭發動者的。戰事既然發生，非攻業已破產，那麼，在攻的面前，被戰爭的一方怎麼辦？耶穌的話實無可取，可取的是老子。上述墨、老、耶，老子屬中道，中道而行，因此，這些消極的和平主義者們，比如訥斯密斯博士在歐洲時和安吉爾的信徒們日夜努力，試圖以“不抵抗”的說教阻止英國人加入戰爭。雖然無功而返，但，返美后的訥博士就比利時的情況對胡適作了這樣的敘述：
吾此次在大陸所見，令我益嘆武力之無用。吾向不信託爾斯泰及
耶穌教匱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即
老氏所謂“不爭”是也），今始稍信其說之過人也。不觀乎盧森堡
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時以抵抗而殘破乎？比利時之破也，魯問
（Louvain）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魯塞爾（Brussels）之城獨全。
卜城之美國公使屬匱克派，力勸卜城市長馬克斯（）勿抗德
師，市長從之，與德師約法而後降，今比之名城獨卜魯塞爾巋然
獨存耳。不爭不抗之惠蓋如此！
無疑，訥博士的話，說到了胡適的心裡：“博士之言如此。老子聞之，必曰是也。耶穌、釋迦聞之，亦必曰是也。”（同上）胡適接下就引證了上面抄錄的老、耶之言。魯問之城因抵抗而殘破，布魯塞爾因不抵抗而獨全，從中，胡適看到了什麼呢？十多天後，在胡適的另一篇日記中可以找到對應。以上“秋柳”，以柔弱勝剛強，引動胡適感念，遂又抄了一段老子，不過，這不是《老子》中的老子，而是劉向筆下的老子：
《說苑》記常摐｛一作商容｝將死，老子往問焉。常摐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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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消極和平主義（2）
存亡之間，繫於剛柔，齒舌之喻，可否一般？就布魯塞爾一城而言，放棄抵抗，無寧是種策略，可以贊成，就像當年如果沒有史可法為效忠朱明的無效抵抗，也就沒有城池破滅後的“揚州十日”。但，這種策略上的不抵抗並非量等於老子的“不抵抗主義”。一是審時度勢，是一種“選擇”；一是概莫能外，是一種“原則”。後者為“經”、為“常”，前者從“權”、從“變”。如不區分兩者，則陷入絕對主義。消極和平主義的毛病蓋在於此。兩次世界大戰的終結，非賴不抵抗的消極和平主義，已足以說明問題。
胡適的“不爭”不僅針對一戰的歐洲，更是針對受一戰影響的中國。中國問題提上了日程，它逐步取代了胡適對歐洲的關注。日本對德宣戰，進犯屬於德國勢力範圍的膠州灣，但膠州灣本屬中國，這實際上就是進犯中國。在和韋蓮斯的談話中，韋氏認為“日本之犯中國之中立也，中國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觀之，似失國體。然果令中國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時所為，其得失損益雖不可逆料，然較之不抗拒之所損失，當更大千百倍，則可斷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