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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尼采的“遺毒”（2）
插：1980年代的筆者，初讀尼采，如同魯迅一般，迷醉於那拔揚生命意志之類的話語。成為超人就是擺脫奴隸，誰不想擺脫奴隸呢？因此，那超越再超越的生命哲學如同一道上帝的命令（儘管在尼采那裡“上帝死了”，尼采其實是用超人取代了它），便使自己把尼采的囈語當成生命的真諦。可是，今天再讀，文字還是那個文字，情形卻完全兩樣。人不能孤懸於世，你成為超人，他人怎麼辦？這個世界並非魯迅所說“超人一出，世乃太平”，世有超人，毋寧是個太不平。這樣一個永無平等的社會，是不能住人的。而一個尼采不屑的民主社會，既無超人，又無奴隸。它或可有強勢和弱勢，但，強勢不是凌駕弱勢，它正須為弱勢打算，就像當年美國民權運動，是許多白人為黑人爭平權。因此，不是尼采的“世界者，強有力者之世界也”。而是，世界者，人人之世界也。在這樣一個閱讀轉變中，因為有了另外一種價值尺度，胡適上引尼采的話，不禁讓人冷汗在脊。
可是，魯迅深深陷入了尼采，以至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合二為一。受魯迅親炙過的徐梵澄有這樣一段回憶文字，記述了尼魯之間的靈犀：
“無可否認，在先生接受馬列主義以前，受尼采的影響最大。這可遠
推至以文言文寫《文化偏至論》的時期，在1907年。——即如《野
草》，其中如《過客》、《影的告別》兩篇，便甚與《蘇魯支語錄》的作
風相似。這很難說是偶然的巧合，或故意的模仿；竟不妨假定是於尼
採的作品，或原文或日文的譯本，時加玩味，欣賞，而自己的思緒觸
發，提筆一寫，便成了那形式了。《野草》可說是一部散文的詩，先生
的得意之作。這隻合用文學上的術語說，是受了尼采的‘靈感’。”
徐梵澄先生早年留學德國，專門翻譯和研究過尼采，他對魯迅也很熟悉，此話並非無稽。而且徐的話透出的另外資訊是，早年的魯迅鍾情尼采，晚年的魯迅則移情卡爾·馬。
尼采的“遺毒”在於，不但一戰時德國將領卑恩赫低的強權論和尼采的學說曲徑暗通，而且二戰時納粹希特勒亦可溯源於他。希特勒本人就自視為超人，而雅利安人亦被視為超人種族，所以要對猶太實行“種族滅絕”，這其實是尼采哲學的國家演繹。當然，不必要把希特勒的帳算到尼采頭上，尼采手上沒有血。但，必要指出，尼采的思想成為後來者的資源或之一，亦即他的思想可以被邪惡利用，這就是他的內在的危險性。其危險在於，他的思想原本就有可以利用的東西，利用與被利用之間在精神上有著一種“隱秘的同構”。如果說尼采思想可以導致20世紀希特勒式的“右的極權”，那麼，誰的思想則可以導致前蘇聯式的“左的極權”。可是，它們先後成為魯迅思想的援引，意識到這一點，足以讓我屏住呼吸，深長體味。和魯迅相反的是胡適，胡適對兩個德國人的態度就是他對這兩種極權的態度。在後面將會看到，自1940年代始，作為中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胡適是如何對左右兩方面的極權進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案：胡適對尼采的態度並非一概抹煞。1919年，胡適為新文化運動點睛，作《新思潮的意義》。在胡適看來：“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為什麼要評判？“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 尼采的“價值重估”從新文化運動一直到1980年代，雖經斷裂，但它始終是一代思想先驅進行時代顛覆的合法性依據，它確乎是尼采思想中的積極組成。可見胡適於尼采，取其所取，棄其所棄，取棄迥然，關鍵在於有一雙分辨的眼睛。
十六 消極和平主義（1）
依然是《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
一戰爆發，胡適的朋友訥斯密斯博士新從歐洲回，和胡適談起了他在歐洲的聞見。這一批不同國籍的和平主義者，是反對任何武力的，不獨反對武力的侵略，也同樣反對武力的抵抗。對此，胡適把1914年歐戰新爆發時的自己稱為“極端的和平主義”，筆者倒願意把包括胡適在內的他們統稱為“消極和平主義”（此名即出，不日便在胡適後來的篇幅中發現胡適自謂“消極的平和主義”）。
胡適的消極和平主義，在思想資源上，主要是中國先秦時代的墨子、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