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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一輩人，但能拆毀此屋，而重造之責，則在君等一輩少年人。君等不宜以國事分心，且努力向學，為他日造新屋之計。若君等亦隨吾一輩人之潮流而飄散，則再造之責，將誰賴哉？”聽君一席話，胡適感動了老半天。尤其這位鍾君認同於胡適留美時所寫的“非留學篇”，說“教育不可無方針”。與胡適不同的是，他的方針是“在造人格”（應為‘再’，後同），而胡適的方針是“在造文明”。
1919年“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在《新青年》上談“新思潮的意義”時，把它概括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如果前三句為前提，後一句乃壓軸；“再造文明”顯然便是“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對新文化運動的意義闡釋，我以為胡適是確當的。殊不知，這“再造文明”的想法卻萌櫱於幾年前波士頓小城中的一席談。
那麼，到底什麼是再造文明呢？1919的胡適如此分解：
“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
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
須知解放不是攏統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
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人那個人的解放，是一
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
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話說得重複而繁瑣，意思卻極為可取。只是，這是在“再造文明”嗎？
或者，文明可以“再造”嗎？尤其是在打破之後。文明是一種積累，不需要像拆房子一樣，先打破，再重造，而是把新文明或異質文明的因子滲入到古老文明中，讓它們彼此化合或共存。這份工作，就是胡適所說的“一點一滴”。
當然，鍾榮光和胡適開始說的並不是文明，而是他們所面對的國家與社會。把一種文明狀態下的國家與社會比作一間舊屋子，是一個方便的比喻，當年魯迅就有“鐵屋子”之譬。魯迅的疑慮是要不要把沈睡在鐵屋子中的人喚醒，讓其飽受清醒之苦。鐘的態度則是“拆毀”這屋子，然後由胡適輩來“再造”。胡適呢？胡適不同於鍾，至少他不是鍾那樣的革命者。“一點一滴”就可以看出胡適改良社會的路徑。至於要拆屋子，可是件慎重的事，絕不能憑意氣而行。一個多月後，胡適在日記中完整抄錄了一段法國學人剛多賽的話，可見他對這種意見的鄭重。這段話的第一句樸實無華卻重要如此：
“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僅做好事是不夠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
“無疑，我們要滌除一切錯誤的東西，可是這不是頃刻之間就能做到的。我們應該效法一個深謀遠慮的建築師，當他不得不拆除一棟房子的時候，他心中知道房子的各個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當他動手拆除時，他會設一個法子以免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時造成巨大的傷害。”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建築師，他的可取之處在於：一，“做好事”如果是一種願望，他更注重實現這願望的手段。二，因此，他面對一幢需要拆除的房子時，他能充分考慮他的行為後果。
一個社會建築師在面對一個陳舊的社會架構時，更需要這種負責任的態度。那種將前一種社會形態徹底打破，用鍾榮光的話，把這個舊房子“全行拆毀”既不必要，更不可能。至於在“全行拆毀”之後以為必然能再造一個全新的社會，更是持論者的一廂情願。如魯迅說：“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樣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裡湧現而出。” 這分明是浪漫化的文人臆想。試問，這個新制度的基礎是什麼？它如果是“空前”的，以“前”為“空”的，那麼，它也只能是空中樓閣的。而況，魯迅信奉進化論時就說過“文明無不根舊跡而演來”（《文化偏至論》），的確，以那個時代普遍能夠接受的進化理論，任何進化無不是在從前基礎上的進化，否則進化鏈就斷了。可見，魯迅自“頓悟”般地走向階級論和革命論，是如何地在自我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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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拆房”之喻（2）
概而言，剛多賽的話可使我們產生兩個警惕，一是“不擇手段”，二是“不計後果”。這都有違平時不為我們所注意的“責任倫理”，尤其是當一個人在做一件自認為“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