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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難》一文中提及：“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胡適在這次保釋劉文典事件中，也是出了大力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胡適寫了一篇《人權與約法》的文章，舉劉文典被關押一事來加以證明，說：“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絕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面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篇文章發表後，胡適又寫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論文，在社會上引起民眾強烈反響。1929年10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發出公文，對胡適給予警告處分，胡適最後也只好辭職了事。
劉文典被迫辭去安大校長一職後，想離開安慶到外地去工作。為此，他寫了一封信寄給胡適，請他援手相助。劉在信裡說：“老大哥！弟雖不肖，究竟是個讀書人，在那樣穢濁的地方，和那些不成東西的人胡纏，試問精神上如何過得？現在環顧一班故舊，最愛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個惡劣環境的也只有你。務請把我的事不要忘記了，千萬不要自己躲在笫五國際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講學讀書，把一個老朋友丟在WC（茅坑）裡而受罪啊！”胡適對劉文典的處境甚表同情，盡力與有關方面聯絡，劉文典才得以重回北大任教，結束了他在安徽這段苦悶的生活。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後，他們先後離開了北平。胡適是應南京政府之邀，南下到江西，出席廬山會議；而劉文典第二年才在友人們的幫助下離開北平而到了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總算是安定下來了。
在北大歷史上，出現了許多有學識、有氣節、有個性的名流大家。他們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北大風格的形成。可以說沒有這些人多姿多彩的思想和活動，沙灘紅樓也不過一片慘白及一幢悶紅毫無靈氣的泥土和建築罷了。當然，以上人物只是北大歷史上湧現出的諸多名家的少數，其餘可圈可點的還有很多。如文科方面的林宰平、崔適、吳梅、賀麟、顧頡剛、黃節、馬寅初、楊亮功等，理科方面的丁文江、汪敬熙、江澤涵、孫公鑄、曾昭掄、劉樹杞、李四光、張景鉞等，都是國內在各學科中響噹噹的領軍掛帥人物，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也為北大培養出許多的人才。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只好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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