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西南聯大的故事:大師·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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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詩登出後，名人奉和的很多，不外是吹捧，後來也引起許多人的批評。在1934年4月至5月間魯迅給曹聚仁和楊霽雲的兩封信中，對周作人這兩首詩發表了他自己的看法。這裡把其中給曹聚仁的信抄錄如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慷，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遂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最好的txt下載網

1。苦茶庵主——周作人（3）

《魯迅書簡》出版後，周作人看見魯迅這兩封信，認為“批評最為適當的，乃是魯迅的兩封信”。可見魯迅的批評，可作周作人兩詩的正解。知弟莫如兄，此事也是一段不可多得計程車林佳話。

周作人和周樹人是同胞兄弟，兄弟倆從小一起玩耍學習，非常親密融洽。魯迅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書的時候，周作人還在紹興老屋，他常常買了新書寄回家給弟弟看，對時事有什麼看法，也寫信與弟弟交流，後來到杭州讀書，到東京留學，有了好書又寄往南京水師學堂，因為弟弟已經在那裡讀書了。再後來他又把弟弟接去東京，等到周作人夫婦在東京的生活僅靠公費不能維持了，魯迅又回國來謀事，給弟弟補貼。魯迅是長兄，長兄比父，除了生活上處處照顧周作人，還要幫忙看稿、修改、抄錄。周作人自己說：“我在北大教書的講義，給《新青年》翻譯的小說，也是如此，他總叫起草了先給他看一看，又說你要去上課，晚上我給你抄了吧。”《嘎劍生雜記》裡有這樣一段文字：“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當柔腸欲斷，涕不可抑。”人們心目中那個“荷戟獨彷徨”的硬漢子魯迅，想念母親和弟弟時原來這樣的充滿柔情。

可就是這樣的一對骨肉親兄弟，最後卻鬧到徹底決絕的地步。1923年的7月18日，周作人交給魯迅一封信：“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的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隨後，魯迅搬出八道灣周宅，住到磚塔衚衕。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寫道：“……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當時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才不致擊中。

關於兄弟反目的原因，魯迅沒有留下隻字片言，周作人也不想辯解。他曾說：“我常看見人家口頭辯解，或寫文章，心裡總很是懷疑，這恐怕未必有什麼益處吧。”在周作人看來，即使能說得清的事，辯解“總難說得好看”，他不想舉出那些“隱秘的材料”，讓人白白笑話了去。不知道在對外的一致緘默背後，他們兄弟的內心又經歷了怎樣的情感上的大風暴。有人說，兄弟鬩牆的起因是魯迅對弟媳有大不敬，曾偷看羽太信子洗澡。鄭振鐸則說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搬弄是非給了他不好的影響。還有說是經濟問題所引起的。原因種種，均無可考，也無可考之必要。俗語“清官難斷家務事”，誰說得清？

魯迅與周作人的決絕是中國現代文化學術界的大事，比起二人初時相互配合來看，是好事還是壞事，暫時也說不清。從表面上看，二人分道的種子是家庭瑣事所萌發的，但弟兄兩位的殊途而不同歸，追根溯源，我們同意張中行的看法，即“有個思想深處的距離不容忽視”，二人觀照人生的角度迥異。關於世道，兄是用熱眼看，因而很快轉為義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過爾爾甚至易地皆然的洩氣感，想熱而熱不起來。兄是偏於信的一端，弟是偏於疑的一端，於是南轅北轍，各有所向。周作人在五四前後一陣衝鋒陷陣之後，便退回寒齋吃苦茶去了，閒適的路，越走離人群越遠，也就近於藏在深山人未識了。由於兄長的道德文章實在太過於偉大，而兄弟的做人又實在有些“硬傷”，以至於在魯迅的光輝掩映下，周作人就顯得黯然失色。

1。苦茶庵主——周作人（4）

但要真講北大名師，卻就不能不提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