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西南聯大的故事:大師·大學

第14部分 (第2/4頁)

，不苟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學家風度。他一生講儒家哲學，總是為至聖先師孔子辯護，因而西方人送他一頂“最後的儒家”的高帽子，但他卻不承認。他說他雖講儒學，但終生吃素，屬佛家一途。他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這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家人說過，也幾乎不向朋友提及。

也許天生就不該是個俗人，梁漱溟從小就與眾不同。中學時代，他便常以偉人自居，“傲視群小。”據說當初在順天中學時，他就目中無人，目空一切，唯一佩服的是一個同學，叫郭曉峰，最後因崇拜之極，乾脆尊之為師。平時與郭閒話，梁均作記錄，最後輯錄成冊，題為《郭師語錄》。同學譏之為“梁賢人、郭聖人”。1911年梁中學畢業後，曾加入同盟會，做革命黨，後又接受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並熱情宣傳。但現實的黑暗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悶異常，曾決絕自殺（未遂）。在他自殺得救的一剎那間，他突然覺得社會主義還不中用，於是一轉身而投入佛家懷抱。從20歲開始，他就研習佛典，歸心佛法，吃素準備當和尚了。

1916年，梁漱溟開始嶄露頭角，寫了《窮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上。文中以西洋近世學說闡揚印度佛家理論，遭當時許多人激賞。蔡元培請他到北大去講印度哲學。1917年下學期，只有中學學歷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講堂，年齡只有24歲，比當時許多學生還小。當時他曾向蔡元培和陳獨秀宣告：“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先講佛學，出版《印度哲學概論》，後又開了唯識哲學課，並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示，徵求研究東方文化的合作者，開“孔子哲學研究會”，與當時宣傳西方文化（歐化）者公開對壘。正當梁漱溟在佛學領域大顯身手時，1918年1月8日，乃父梁濟卻突然去向閻羅王爺報到，自沉於積水潭淨業湖。這件事更徹底改變了梁漱溟的人生觀。

梁濟自沉是當年有影響的大事件，其轟動效應不亞於後來的王國維自殺，儘管梁濟遠不如王國維名氣大。梁濟自沉前也留下了令人沉思的遺書，其中寫道：“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濟的“以身殉道的信念和決心”，在當時新舊兩派人物中都產生了很大的震動，都對他為理想獻身的精神表示敬意。梁漱溟受到的衝擊也很大，其父“對於世道責任為主義”的意念激發了他少年時即心憂天下的宿根。實際上樑漱溟儘管心在佛學，但一直並未完全出世，如他1918年出遊湘鄂遇兵禍後寫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則完全是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外王”之言了。

2。最後的大儒——梁漱溟（2）

此後梁漱溟由佛轉儒。1920年秋，他開始“歸宗儒家”，開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正式發揚儒家思想。1921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引起文化界的大論戰，此書幾年內連續再版，被翻譯成20餘國文字，梁漱溟也日漸成名。再往後，他又在北大講《孔學繹旨》，一心一意發揮孔學。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教職，經過短期的辦學經歷後，開始從事鄉村建設運動，把他的文化學術思想付諸實踐，其間出版《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等重要著作，既是講政治也是講文化。此後無論在政壇顛簸，還是閉戶思索，梁漱溟的思想變化並不太大。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文化要義》、80年代的《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無不證明了這一點。只不過歷史空間再也沒有給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機會。

梁漱溟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是中國現代最有個性的學者之一，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6歲啟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4所小學，學的是ABCD；只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他曾說自己最討厭哲學，結果自己卻講了哲學；在學校里根本未讀過孔子的書，結果卻講了孔家哲學；生於都市，長於都市，而從事於鄉村工作。在他身上，這樣的矛盾還有很多，如自稱佛家，卻大半過著儒家的生活；身為學人，卻是國共兩個時代政權的座上客，但往往又是不受歡迎的座上客。

梁漱溟向來為人孤傲，不識時務，又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建國後仍本性不改，因而便有了在國務會議上頂撞毛澤東的事情發生。再到後來“四凶”橫行，要“批林批孔”，慕名找上門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