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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奇則庇護廖謨，說：這是“因公殺人”，雙方爭持不下，請太后裁決。
這件事情是三楊分裂的開始，同時也使三楊威信大大降低。無論是楊薄還是楊士奇都不能秉公辦案，而是各自從自己的私慾出發。他們的行為使太皇太后張氏失去了對他們的信任和支援，同時也給王振登場創造了機會。
這件事情的最後結果是：王振向太皇太后張氏獻計說：“廖謨和死者都與閣老有鄉里關係，讓廖謨抵命，處分太重，但如說他因公殺人，則未免太輕，最好是將廖謨降級調離”。實事求是說，王振的處理辦法很公允，最終張氏採納了王振的提議。
這件事情的贏家是王振，從此以後，王振逐漸取得了太后的信任，並允許他過問朝中大事，許多大臣的條陣建議都由他來裁決。
身邊有小皇帝、背後有太后支援，王振在與大臣的爭鬥中佔上風便成為必然。
五大臣之敗，敗在其私慾。楊榮有決斷才能，但不能保持廉潔；楊士奇素以清貧公正著稱，但他的兒子卻無惡不作。王振便抓住他們這些弱點進行攻擊，漸漸的，他們對王振只能採取以退為守的自衛立場，而楊薄也只能是浮沉自保。至於輔臣中的另外二人張輔、胡濙則才疏學淺，空有輔政之託。
最要命的是，從公元1440年開始，三楊和太后每隔兩年便有一人離世。這給王振專權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公元1440年七月，楊榮在還朝途中病逝。
公元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去世。
公元1444年三月，楊士奇病故。
公元1446年，輔政大臣“三楊”中的最後一位楊薄去世。
“三楊”去世，尤其是太皇太后張氏的去世使朝中遏制王振的力量幾乎全部喪失。王振從此羽翼豐滿。
王政專權，標誌著明朝宦官正式登上政治舞臺，從此宦官染指朝政長達二百餘年，到九千歲魏忠賢時達到頂峰。
公元1442年冬天，距太后去世沒多久，王振便將當年朱元璋立在宮門前，鑄有“內官不得干預政事”字樣的鐵碑盜走，並將其毀壞。因此，史家大都以這一年為王振專權的開始。
公元1446年正月，英宗頒旨讓王振的侄兒王林世襲錦衣衛指揮
事，其它宦官之侄也都有世襲的權利，開了宦官世襲官職風氣之先。王振權傾朝野，視天子為門生，視勳戚為奴隸，幾乎成了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當時朝中人人自危，甚至堂堂的兵部尚書見了王振，也立即下跪。
王振驕奢淫逸，英宗卻對他寵幸有加，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王振專權的這一年（公元1442年），英宗16歲，明王朝74歲。僅僅過了七年，蒙古軍也先向明朝發動進攻。七月，英宗率50萬大軍親征蒙古瓦剌。八月，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西）進行的一場戰役中，英宗被俘，宦官王振也被憤怒的明軍將領殺死，這就是明朝歷史上的“土木堡之變”。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五章：中國和世界的時差（14）
王振雖然死了，但由他開啟的宦官專權亂局卻從此在明王朝生根。英宗之後的成化朝（1465—1487）出現了宦官官僚政治進一步發展的情況，而且宦官專權與特務政治進一步結合，特務組織成為宦官專權的利器，成化二十一年（即公元1485年），宦官的人數竟突破了1萬人。宦官專權不斷重複上演。
成化朝的汪直、梁芳，武宗朝（1506—1521年）的劉謹，隆慶朝（1567—1572）的馮保，熹宗朝（1621—1627）的魏忠賢，這幾人都是明王朝很有權勢的宦官，對瓦解明王朝的統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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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後期的張居正改革和宋朝中後期的王安石變法極其相似：改革都取得一定的成績；改革最終都被迫停止；改革者最後都遭到清算；改革停止後，政局迅速由中期向晚期過渡。
自王振專權始（公元1442年）到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去世，通常被認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這140年曆史的基本特徵是：大部分時間內帝王失去了勤政進取之心；宦官檀權，高層官員爭權奪利，普通官員追求浮華的生活，政治日趨*；依靠文官政權的基礎和加強特務控制手段，王朝的中央集權不斷加強，政局尚能平穩執行；面對日益興起的全球貿易，王朝在大部分時間裡閉關自守，直到穆宗時期（公元1566—1572）才打破了約200年“瀕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私人海上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