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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不依靠當初仁宗身邊的一批文臣。這種情形和二十年前朱棣依靠軍人集團從侄兒朱允文手中奪權幾乎如出一轍。
但是歷史並沒有重演，雙方爭鬥的結果，是身為侄兒的朱瞻基取得了徹底勝利。當初支援朱棣奪權的文臣們此次卻幾乎全部站在了朱瞻基這一邊。他們不希望歷史重演，他們希望朝政穩定。這場勝利既是宣宗仁政的勝利，其實也是文臣治國的勝利。
宣宗以後，文臣主導了整個朝政，明朝中後期，儘管有許多皇帝怠政，但朝政仍能正常運轉，這不能不說是文官集團的功勞。
和朱棣一朝相比，宣宗一朝繼續重用宦官，宣德元年，在內府竟然設定教習內官監的內書堂。宣宗時期，宦官尚未形成專權的局面，但已埋下危機。宣宗去世沒幾年，宦官王振專權的局面便形成了。此外，仁、宣慎用刑法，客觀上對外戚、權貴和官僚的貪殘不法也起到了保護和縱容的作用。仁、宣時期，貪汙成風、逐利成習、*成禍。土地兼併問題也逐步凸顯出來，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勳貴官僚地主手中。農民沒有必需的土地，流民問題也已逐漸形成。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山西饑民流亡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及巡檢司各遣人捕逐，民逾窮困，死亡者多。”
第五章：中國和世界的時差（11）
諸多情況表明，仁、宣雖處盛世，但實際上已是暗流湧動，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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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們一般把公元1442年看作是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彼時，明王朝剛剛度過它的七十四歲生日。
公元1442年是明朝第六個皇帝明英宗執政的第七年，這一年宦官王振開始專權，標誌著明朝的歷史由前期轉為中期。各種社會矛盾急劇惡化，此後幾年，相繼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變”。
明朝開國六十年的情景和東漢極為相似，但是相似的政局卻結出了不同的果實：東漢皇權受到了威脅，明朝皇權卻得到了加強。
明朝從公元1435年宣宗去世時的“仁、宣盛世”到公元1449年“土木之變”的內憂外患，中間僅僅十幾年的工夫，這一切是從何而起呢？
我們先從王振說起：
公元1435年，宣宗病逝，年僅九歲的太子朱祁鎮即位。即後來的英宗。
此時的朝政格局，和東漢開國六十年之際極為相似。我們可以將兩個朝代進行一下比較：
明宣帝病逝時37歲，漢章帝病逝時31歲。
明英宗九歲即位，漢和帝十歲即位。
英宗為明第六任皇帝，實為第四任皇帝（建文帝執政只有四年，仁宗只有10個月，二人皆可忽略不計）漢和帝為東漢第四任皇帝。
明英宗即位時有太皇太后張氏（仁宗皇后）掌政，漢和帝即位時有竇太后臨朝。
明英宗於公元1435年登基，此時為明王朝開國第六十七年。漢和帝於公元88年即位，此時正值東漢開國第六十三年。
明英宗有貼身太監王振，漢和帝有知心太監鄭眾。王振專權形成於公元1442年，鄭眾登臺於公元92年。
但是明朝和東漢同樣的政局並沒有導致出同樣的結果。漢和帝即位後面臨的主要是外戚檀政，而明英宗登基後最大的危機卻來自於宦官專權。前者是小皇帝聯合宦官反擊外戚，後者是外戚（太皇太后）和大臣聯合防治宦官控制小皇帝。
一反一防之間昭示出：在東漢，皇權受到了威脅，而明朝皇權則得到加強。覽東漢一朝，宦官和外戚輪流執政，皇權實際已發生移位：而反觀明朝，宦官雖然專權，卻也只能是狐假虎威，皇權始終沒有受到威脅。而外戚專權的現象也始終沒有發生。
現在看起來，東漢實行的是皇帝和外戚的“兩極”政局，明朝實行的是皇帝、太后、大臣“三極”政局。相比於兩極，三角政局更具有穩定性。
明朝為什麼沒有發生外戚專權現象？
宣宗臨終前曾向文武大臣發出一道旨意：“讓大兒子皇太子繼承皇位，眾位王公大臣都必須嚴守祖宗的家訓，各王謹守藩國。嗣君（指皇太子）年幼，惟望皇太后朝夕教誨訓導，你們文武大臣盡心輔佐，凡家國重務，必須上稟皇太后、皇后，然後去執行。”
這是宣宗的政治遺言，這其中有幾個關鍵詞：對王公大臣要求嚴守祖宗家訓；對皇太后要求“訓導教誨”皇帝，並決定軍國大事；而文武大臣只是“輔佐”、“執行”。也就是說宣宗在臨終前其實是把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