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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發生在明朝朱棣時期。遠行的方向是中國西南方向。明成祖及後來的仁、宣兩帝共七次派遣鄭和下西洋、加深了明帝國和西洋各國的聯絡。
第二次遠行即發生在唐朝貞觀年間。遠行的方向是中國的西方。主要的目的是西行取經——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去實地學習、考察和研究。
沒有人能夠否認，佛教的傳入對於古代中國人的心智結構乃至對整個中華文明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現代一些中國人的許多思維習慣、處世方法甚至常用語言都還留有明顯的佛教痕跡。玄奘取經雖然不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開始，但玄奘之後，中國佛教真正從古代印度佛教那裡“取回了真經”，開創了屬於自己的“漢地佛教時代”。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漸消亡以後，漢地佛教卻更加興盛發展，延續至今已成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三章：盛唐氣象（12）
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融合和再生能力。玄奘取經只是中國人向“西方人”的第一次取經。距這次取經一千六百多年後，中國人又一次向西方取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從“西方”迎來了共產主義學說。如今共產主義學說在它的發源地德國和最早的實踐地俄國已銷聲匿跡，但中國人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並將它列為自己國家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回到唐代，再回到玄奘取經。
和另外兩次遠行相比，玄奘取經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張騫出使西域和鄭和下西洋無疑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它們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也並不是十分明顯。而玄奘千里迢迢、千辛萬苦的遠行只是為了探究信仰和學習知識，不存在任何實際的功利目的，它是一次純粹的“精神之旅”。正因為這個原因，玄奘西行取經還激發了國人一向貧乏的幻想能力，並在歷代傳說的基礎上最終誕生了偉大的古典小說《西遊記》。
和另外兩次遠行相比，玄奘取經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如果說張騫出使西域和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行為的話，玄奘取經則完全是個人行為。唐朝皇帝對玄奘取經雖有資助，但取經的主體是玄奘個人。由於行為性質和主體的不同，兩者的內在動力也截然不同。個體行為可以自由地從個人的興趣和求知慾出發，往往容易取得思想和精神層面的突破；而國家行為則可能受制於固有的條條框框。
從現代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這三次不同尋常的遠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國人行事的常規，並給中國的傳統文化增添了豐富性。
這三次遠行分別發生在漢、唐、明三個漢族政權的盛世時期，為各自時代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和無限的想象空間。然而，同樣是遠行，它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有天壤之別。
張騫出使西域，歷時十三年，途中兩次被匈奴截獲。雖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沒有達到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詳細掌控了西域地區的國家分佈、政治經濟狀況、地理特徵、人情風俗等情況，為漢朝加強同西域的聯絡，提供了最新、最翔實的資料（也給玄奘後來的西行提供了便利）。但是，對於後世而言，張騫只是一個使者，他對西域的情況也只是介紹，雖然對政府的外交、軍事提供了便利，對民間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鄭和下西洋前後經歷了三十三年，到達過印度洋沿岸許多國家，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鄭和下西洋加強了明帝國和西洋各國的聯絡，拓展了明帝國對西洋各國的影響力。但他在完成了七次轟轟烈烈的遠航以後，由於朝廷對外政策的驟變，他的傳奇壯舉突然銷聲匿跡了，在以後的歷史長河中幾乎連一絲漣漪都沒有泛起過，更不用說在民間產生持久的影響力。直到清末民初，因社會風向的轉變他才又重新受到重視。
相比於這兩次遠行，玄奘西行卻有著特殊的意義。玄奘西行十七年（627年——645年），行程五萬多里，帶回了大量的經卷。唐太宗稱讚他捨身求法，惠利蒼生，並詢問沿途所見的物產風俗、山川氣象、佛教聖蹟，以及張騫未見、《漢書》未記的種種問題。玄奘都一一作了回答。在唐太宗的鼓勵下，玄奘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記》，共十二卷。這部書記載了玄奘十多年旅行中所經歷的一百一十個國家和所傳聞的二十八個國家一共一百三十八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風土人情、物產情況、宗教信仰等等。這是一部中國歷史上影響很大的書籍，是記載中亞細亞、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歷史、地理最詳實的書籍。
現在看來，玄奘西行只可能產生於盛唐時代。鼎盛的唐代對於異域文化的開放胸襟遠非漢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