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家眼中的金融危機:重新發現凱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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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想得更全面的一些人不會一味嘲笑評級機構，他們指出一個明顯的問題：評級的費用是由證券發行商支付的，所以他們有著很強的意願要讓購買者低估其風險。在經濟下坡時，這一意願正好相反，那就是要估高風險以保持一些誠實的臉面。評級降低意味著公司需要為其融資支付更多，需要為其新的借貸支付更多，因為它們被認為具有更高的違約風險。所以，當經濟環境不佳要求企業降低成本時，評級降低恰恰雪上加霜，提高了資金的成本。

但還是那句話，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信用評級機構阻斷了抵押借貸者和受貸者之間的直接聯絡，正是由於證券化抬高了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如果銀行對其抵押貸款負責，它們就不會太需要信用評級機構的參與。

歸罪於對沖基金

對普通投資者來說，對沖基金不免有些神秘。只有當著名的基金管理者比如喬治·索羅斯經營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場上瞄準獵物併發起攻擊，屢屢得手賺得盆滿缽滿時（如1992年迫使英鎊貶值那樣），大眾才對此略知一二。對沖基金透過做空——判斷股票會在未來跌值而使股票市場保持穩定，對沖基金的初衷是為了保值並規避風險。到2008年為止，10　000家最大的對沖基金掌控著全球將近兩萬億美元的資金。問題在於它們都是透過極高的槓桿融資也就是過量借貸的方式獲得資金，所以當它們的投資產品價格下跌時，它們面臨被迫繳保證金的要求，此時它們已無力再獲得資金，主要的中介機構手中不得不滯留大量的資產。31所以，這時候的對沖基金不僅不能促使資產流動，相反加速了借貸機構的破產而增加了市場的非流動性。對沖基金本身並不是危機的始作俑者，這場危機之所以慘重是因為“那些規範的大型銀行，在過去10年中一直透過高得驚人的槓槓運作融得資金，去購買大量的有毒資產。”32對沖基金一般選擇離岸管轄區和避稅天堂進行它們的運作，而歐洲一直試圖隔離這類操作，足見它們把對沖基金視為禍害，避之不及。

歸罪遊戲（3）

歸罪於中央銀行

格林斯潘曾一度被稱為“金融領域的大師”，他極力推崇這些金融衍生品，但他的聲望隨著那些金融創新產物的急速掉價也同步下跌。對他的責難是，他在1987~2005年擔任美聯儲主席時沒能夠在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之前亡羊補牢。安德魯·史密瑟斯認為：“這次經濟危機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央行的措施不當，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促使股市、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資產泡沫不斷膨脹，美聯儲難逃其責。”33還有更為嚴厲的指責，大多數央行都奉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注重控制總體物價，卻忽略資產價格上漲的危險性。這種認為金融市場是“有效”的觀念也是錯誤的。這就是說，只要世界儲蓄過剩，讓美元價格走低是唯一抵擋全球經濟放緩的路徑。我們將在第8章中再討論這一點。

歸罪於監管方

對監管機構最多的指責是它們太受制於既得利益。有評論說：“本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設立是保護投資者不受金融大鱷的吞噬，但它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了，打著保護投資者的旗幟卻變成了一種保護金融大鱷的機制。”34另一個指責是全球化驅使監管向“低層次”靠攏，因為國家資本在流動時總是從有嚴格監管機制的地方流向監管較為鬆動的地方。但是話又說回來，與其說是監管部門瀆職或無能，不如說是觀念的錯誤。里根—撒切爾時代所信奉的“降低監管力度”的思想，源自於自由市場觀，市場會自行調節，政府嚴加監管必然會遏制企業的執行。

歸罪於政府

在危機發生之前，政治家們昏昏庸庸，無不籠罩在一片樂觀氣氛中。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指出：“政府放鬆了警惕。”35輕一些的批評是政府“收買”了新聞媒體，讓它們大肆宣揚市場化、證券化和全球化。政治家們就像那些掌握著微觀預測模型的銀行家，對經濟理論儘管一知半解卻奉若神靈、深信不疑。莫里斯·考林的一番評論頗為中肯：“政客們只需要知道他們該知道的，而這些並不需要很多。”　他們只要知道如何獲取和把持權利，至於如何經世濟民，其幕僚自會提供參謀。

根本的失敗

要理解這場危機，我們必須擺脫這樣的歸罪遊戲。因為這場危機的根源並不是相關者品行低下或能力不濟，而是思維的失敗。正如凱恩斯曾說過的那樣：“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無論對錯與否，都會給人類帶來異乎尋常的巨大影響，事實上，這個世界就是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