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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其它醫院遲遲無法確診，紀愛萍大夫一開始就把在北方罕見的“廣州管圓線蟲病”列入懷疑物件。這是一種食源性寄生蟲病，1999年，她曾經收治過一例此病患者。
為驗證自己的判斷，6月27日，紀愛萍大夫給蜀國演義酒樓勁松分店打電話定購涼拌螺肉。對方說沒有了，紀愛萍只好託朋友買回麻辣福壽螺。第二次，紀愛萍自己以消費者身份去蜀國演義黃寺店，打包了一份涼拌螺肉。
考慮到這是群體發病，雖不是法定傳染病，沒有要求上報，但紀愛萍認為必須制止螺的出售：“國外的CDC體制很好，所以我學國外的體制，上報給了宣武區的CDC。CDC工作人員從酒店帶回了幾個生螺，10個裡有兩個檢測出寄生蟲，含蟲量不算特別多。
北京市西城區衛生監督所8月11日接到群眾舉報後開始介入此事。調查人員先停止了酒店所有涼拌螺肉的銷售，然後去友誼醫院，發現得這種寄生蟲病的人數日漸增加，而且都吃過這家酒店的涼拌螺肉，兩家分店都有問題。
於是北京市衛生監督所對此事立案調查，加工這道菜的廚師長和經理極力否認用了福壽螺，說用的是甲螺。甲螺屬海螺，北京市衛生監督所經分析認為，如果真用海螺，其生長環境中不可能有廣州管圓線蟲。
在和酒店董事長瞿傳剛誠懇談話後，第二天，酒店方承認了5月20日左右開始用福壽螺代替海螺入菜。
《三聯生活週刊》的這篇文章中明確提到了幾個時間，一個是紀愛萍大夫給首例病人確診的6月24日，另一個是6月27日紀愛萍大夫打電話給蜀國演義並且以消費者身份去蜀國演義打包螺肉，隨後就是上報給CDC（疾病控制中心）。在這篇文章裡，北京市西城區衛生監督所直到8月11日才“開始介入此事”。
我們的臺灣朋友是6月22日抵達北京，6月23日我們就在蜀國演義宴請她們，那一次連續點了兩份“涼拌螺肉”的聚餐剛好發生在在紀愛萍大夫首次確診首例北京患者的前一天而已！而整整兩個多月之後，衛生部才“緊急”制訂了廣州管圓線蟲病的《診斷白皮書》！
如果說“小人之過也必文”， 商家躲避責任是很常見的事情。媒體上所報導的商家種種典型的“文過飾非”，其實的確也是普通人面對巨大責任時都可能會出現的行為。
但不管商家如何逃避責任，畢竟紀大夫早已經在6月24日就已經確診第一例患者，如果北京衛生局能夠重視紀愛萍大夫的報告，並且能夠第一時間對此作出迅速的反應，能夠馬上通知京城所有的醫院乃至向全國衛生體系通報北京出現的福壽螺發病病例，我和北京上百號病人和病人的家屬都無需平白遭受這麼痛苦的煎熬過程！
這種因為食品安全引發的“連鎖反應”不亞於任何形式的公共安全危機，可是居然需要兩個月之後才“緊急”制訂相關措施！
此時的我無暇多考慮“責任歸屬”問題，當務之急是趕緊給孩子找到合適的治療方法。
那些天，即便是平常生性樂觀的家人都明顯地顯得沉重了起來。
二鍋頭對於奶粉非常不習慣，他本該好好地繼續享用母親的乳汁的，我們擔心突然中斷母乳餵養會使他的發育受到影響，但我們沒有其它選擇。
而對於窩窩頭的身體狀況，更是讓我們一家人揪心。我們不斷向詹教授和王教授詢問治療的可能方式，但是詹教授跟我說了很實在的話，他接手的那些幼小病童都是在發病之後一直找不到發病原因，在病發死亡後屍體才被送到實驗室解剖並尋找病因。實際上，三歲以下病童的成功治療經驗可以說是從未有過！
教授們囑咐我們對窩窩頭做嚴密的觀察。
和窩窩頭朝夕相處的奶奶一下子就瘦了下去，窩窩頭的一聲咳嗽都會讓她萬分緊張，以至於有時候半夜裡都會因為不知所措而忍不住痛哭起來。我們全家人都出現了神經質的反應，精神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
我這才明白什麼叫“一家人陷入了愁雲慘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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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肇 事 商 家 邀 我 北 上 協 商 賠 償（1）
9月上旬， 按照蜀國演義方面的要求，我們把兩個月來的開銷單據儘可能地找了出來，因為很多費用不屬於醫療保險範圍之內，也沒有地方報銷，我們只是保留了和醫療直接有關的部分單據。宴請臺灣友人是私人用餐，和國內大多數餐廳一樣，蜀國演義沒有主動給我們發票，我們也沒有要求拿發票。但我們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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