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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一種更具衝擊力的東西，它不僅在音樂上有著獨特性，在表現形式上更有著瘋狂性，應運而生的張行，就在這時躍上城市的舞臺，在舞臺上，他載歌載舞，他激｜情表達，他彷彿玩世不恭地彰顯個性，釋放著來自上海底層社會的全部壓抑，釋放著自《人證》、《追捕》以來日本電影帶給上海男女的那份音樂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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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門的街》。
《狐狸的故事》。
當張行唱起《遲到》的時候，他獲得掌聲是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無意識地，張行的歌聲引爆了時代情感的火藥庫，他讓多少上海男女在他的歌聲中痛感人生旅程已經“遲到”，痛感生命曾經被一種所謂的政治、所謂的意識形態如此的蹉跎。
帶著“阿里巴巴”張行橫穿了上海（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芝麻開門，芝麻開門。”
當張行以《阿里巴巴》一曲橫穿、橫掃整個上海後，上海全部的音樂茶座中都回響著《阿里巴巴》的旋律，那個傻瓜般快樂的阿里巴巴，成了八十年代早中期上海人的一個朦朧意象，人人都期望自己就是阿里巴巴，期望自己就是禁忌正越來越少的時代中的幸運兒，能夠拿到那把讓“芝麻開門”的鑰匙。
張行的成功因此不言而語，《遲到》和《阿西門的街》這兩盤音樂帶子，發行量達到了高不可攀的500萬盒，加上後來的盜版，更是不可思議的2000萬盒，儘管，張行在“超白金”發行中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2400元人民幣。
稍後，當張行經歷了一次深刻的變故之後再出《太陽雨》磁帶後，他又創造了一個500萬的奇蹟，當然，這是後話。
1984年，來自“培羅蒙”的西裝，來自雀巢咖啡的滴滴濃香，來自“抽筋迪斯科”的自由奔放，以及來自音樂茶座、音樂廣場中的張行的“阿里巴巴”的快樂歌唱，一切都暗示著人們生活正向好的方向發展。人們發現一切似乎都在改變：思想、語言、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切都與當年馬雅可夫斯基叫囂的剛好相反：向右、向右、向右。
後來的一切當時確實遠遠沒有到來：後來的競爭，後來的殘酷壓力，後來的由於貧富不均導致的人性失衡，導致的犯罪與血腥。
黑燈舞與三個紈褲子弟的故事（1）
在楊炳榮奇蹟地獲得了重生；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炮製而出的子虛烏有的潘曉發出了她的《人生的路怎麼走啊》的沉重感嘆；在美國女演員莎莉·麥克萊恩如此諷刺著的中國男女青年：“我從電視上看到他們在跳‘星期六夜晚的狂熱’，可是實際上他們還沒有學會跳‘華爾茲’”，這時，有這樣幾個紈褲子弟，既不在乎楊炳榮的復活，也無動於衷潘曉的呼告，在自己極其優雅的高幹住宅中，邀請著各個層面的上海女子，一起跳著“華爾茲”，也許還跳著被莎莉·麥克萊恩所譏諷的“星期六夜晚的狂熱”，隨後，將其中的一些女子誘引至住宅的三樓，在那張散發著男人Jing液氣息的床上，將這些女子按倒，然後將自己體內瘋狂的慾望強加給了她們，這真實地構成了1984年上海的一個隱秘、晦澀的重大事件。
但在開始敘述1984年上海的這個邪惡的慾望故事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回到相對遙遠的年份。
1964年5月27日，在一份權威的內部簡報中，一篇標題《上海第二醫學院揭出一個黑燈舞會集團》的文章這樣寫道：
據上海第二醫學團委反映：該校四年級女學生程慶南和畢業班女團員汪宏笑在去年十月和今年四月揭發交代了一個黑燈舞會集團。據已掌握的材料，有名有姓的即達五十人。主要是資產階級子女中的社會青年和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分步在本市六七所大學裡。該校團委希望公安部門迅速處理。
幾年來，他們經常不分白天黑夜（有時通宵達旦），男女群居一室，除了聽黃｜色音樂、跳黑燈舞外，還進行下流的“摸彩遊戲”，當眾表演“與朋友接吻幾分鐘”、“在朋友懷中幾分鐘”、“舌尖對舌尖幾秒鐘”、“與朋友表演一個大家公認的親熱動作”，以及表演摸胸、互相玩弄下體，以至當著旁人發生性關係。平時則去新雅、復興等飯店或相互串連在家中酗酒猥褻，有時在三輪車上進行下流活動。
引用這段1964年度的揭發材料並無意讓我們在多少年以後成為一個自作聰明其實十分膚淺的道德評論家，對發生在整整四十年前這個“黑燈舞事件”作出一個弱智評判，引用這段材料更多想說明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使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