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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中年的心房。準中年注視著他們，在自動感應門的另一面。他在一個小男孩的面龐上，似乎看見了當年那兩個孩子的影子。在離開那個決定性的日子之後，路邊撒尿的孩子們已成長為完全不同於他的另一類人。二十四年前，他的哥哥徒步前往井崗山，為了得到一枚瓷器毛澤東像章而四處乞討；二十四年後，這些小男孩、小女孩為了一個陳百強的男人而神魂顛倒、神不守舍……
那一刻準中年在內心這樣想：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 我們能夠讀懂他們嗎？
於是，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準中年在告別了他的亞文化調查之後，開始了另外一個調查，他試圖回到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試圖想知道當那些男孩在路邊作著撒尿遊戲時，他們還擁有什麼感受？
我在貴陽鋼鐵廠子弟小學讀一年級，學校座落在貴陽市的南明區。我六歲。那一年。
我在課堂上聽到了毛澤東去世的訊息，我看見老師痛哭失聲。我沒有多少悲傷，只因為老師哭了，我也跟著哭了一會。
回家路上，我早忘了這些。但不巧，撞上了一個高年級學生，過去他總是欺負我。這天在街頭水溝邊，我和他打成一團。我打輸了，臉上身上火燒一般地痛，這下我真的嚎啕大哭了。回到家裡，我看見一家人都在抱頭痛哭1，姐姐哭得尤其傷心。看見我淚流滿面的模樣，姐姐便哽噎地誇獎我，說我真懂事。那一刻我很自豪，因為我和大人們一樣了。。。。。。
十五年過去了，我之所以十分清楚地記得那一天的情景和內心感受，並不是因為毛澤東的去世，而是姐姐對我的誇獎。她讓我明白我和姐姐成了一樣的人，大人。
胡辛這麼說。胡幸於1970年5月出生，該年21歲。復旦大學新聞系88級學生。
那一年，我七歲。
我住在青海省西寧市南大街24號。
那個晚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父親的一聲嘆息，他說：老毛死了，中國沒希望了。
在這前，我的外公剛剛去世。對我來說，那時我區分不出他們之間的巨大差別，外公的去世對我有更大的打擊力。
盧彥這麼說。盧彥1969年11月出生於西寧，今年21歲，復旦大學新聞系88級學生。
那年我正上小學二年級。
在班上，我看到老師悲痛萬分，痛哭失聲。回到家，又看到許多大人在痛哭，其中一個女人也在一個勁地哭。我平時挺討厭這個女人，反感她十分做作。我還記得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再去看電影了，第二天的電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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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穎這麼說。王文穎出生於1965年。今年26歲。工作於香港奧美市場廣告有限公司。
我最難忘的是在電視中看著王洪文念悼詞的景象。我對祖父說：他看上去象一個壞蛋。
祖父狠狠地揍了我一下，至今我還能感受到那火辣辣的滋味。
徐舒天這麼說。徐舒天出生於1972年。今年正就讀於上海公安專科學校。
我和徐舒天一樣，也是四歲。對於1976年9月9日，我沒有感覺，一點也沒感覺。
何天華這麼說，何天華出生於1972年。上海師範大學藝術系91級學生。
毛澤###然離開塵世的時候，整個中國都在慟哭——不管人們出於何種難以道盡的心情——那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段時光，是數億中國公民同感山崩地陷的日子。
新華社報道：在上海，“一批又一批”的人們不約而同於傍晚含著眼淚、抽泣著前往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在韶山、8000軍民連夜聚集在毛澤東故居前，痛哭不止；在唐山地震災區，廣播《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時，街道、公路上許多正在行駛的汽車、馬車、腳踏車立即停了下來，新華社記者看到：堅強的唐山人民，許多人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沒有掉過眼淚，今天，當他們聽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訊息時，禁不住痛哭失聲；9月9日，河北豐南縣剛剛向毛主席發出致敬信，報告他們〃抗震救災的勝利成果〃，萬萬沒有想到致敬信還沒寄達北京，卻突然傳來毛澤東主席逝世的訊息，他們泣不成聲。據報道，這一天，北京報紙的發行量增加39倍。在國外，聯合國安理會中止了會議，即使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敵人也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震驚和尊敬。
但他們卻毫不在乎，盧彥、胡軍、王文穎、徐舒天、何天華等人卻對1976年9月9日毫不在乎，一同不在乎的還有千千萬萬個出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