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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咖啡館，化上1元5角，要上一杯小壺咖啡加兩塊蛋糕，慢慢地呷著咖啡、吃著蛋糕，隨後沉浸在只屬於自己的思想和情緒中。
那些日子，他感覺著〃金鐘〃的明亮和〃喜來臨〃的優雅，他尤其喜歡〃馬咖〃中的那份嘈雜和混亂，這份嘈雜和混亂給了他一種安全的感覺，此外，在那裡他還能得到許多資訊，是70年代的“小道訊息”，它們中有的來自當年神秘兮兮的《參考訊息》，有的則來自坊間的傳聞。
多少年以後，但尤大寶的兒子已是一個成熟的青年，某天送了一隻電子咖啡壺給父親，尤大寶儘管理解兒子的一孝心，然而他對電子咖啡壺沒有任何感覺，對尤大寶來說，電子咖啡壺太沒有趣味了：既看不到蒸煮咖啡時白霧繚繞的景象，也聞不到咖啡煮熟時那股讓靈魂眩暈的濃香，而沒有了這一切，也就沒有了生活，沒有了生活中最本質的某些東西。這是尤大寶的感受，這份感受源自1967年，源自一個“###萬歲”的時代。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盪（1）
彭壽康與張震卻不是“小開”。某種意義上，他們永遠達不到尤大寶在生活上的那份審美境界，但在遙遠的1966年，在###籠罩的歲月中，他們與“小開”尤大寶一樣地有著自己的青春衝動，更有著六十年代的時尚追求。
1966年，彭壽康還是上海某紡織中專的一個學生。與所有的學生一樣，他必須面臨這個時代的重大選擇。但他幾乎無從選擇，因為他差不多是一個“黑五類”或“黑七類”的子女，由於彭壽康的父親的地產超過商業財產，因此，他的成份就不幸地被定性為“地主工商”，這樣，彭壽康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到了那個時代的最大時尚之外：以革命的名義掃蕩一切害人蟲。
生性閒淡的彭壽康沒有過多傷感，更沒有如同當年許多“小開”那樣對自己的家庭進行破壞性的衝擊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態度。假如時代不容許他追求“造反的時髦”，他可以追求“消遣的時髦”，他稱自己為“隱士”。
“隱士”彭壽康把玩的是那個時代青年最嚮往的時尚：無線收聽技術。
早在1964年，當革命的大潮還沒有將它的濤聲兇猛地送來時，在當時一個日本工業展覽會上，彭壽康就看見了帶有耳機的單管半導體。他驚詫不已，同時，渴望能夠憑自己的能力也做它一個出來。
1966年至1967年，彭壽康將父母給的全部零用錢節省下來，用於購買單管半導體的零件，購買線圈、礦石、膠木板、銅鉚釘以及耳機，這些東西中耳機最為昂貴，一付耳機的價位相當於當時普通人月最低生活費的一半。彭壽康一直還記得他是怎樣爬到長陽路的三樓屋頂，一邊清晰地聽得腳下瓦片被踩裂的聲響，一邊聽著遠處不時傳來的高音喇叭的囂叫，他無心旁鶩，只是將全部青春的激｜情用於礦石機天線的安裝，用於如何與另一個世界的溝通。
“隱士”製作礦石機的技巧在迅速地提高，他從單管機著手，很快地便不滿意單管機只能使用耳機而無法放音；兩管機完成之後，他亦不滿意靈敏度還是大有問題；一直到四管機制作成功，我們的“隱士”算是大出一口氣。照例還有六管與八管，但階級成份始終大成問題的他適時而乖巧地放棄了對六管以上半導體的追求，因為六管半導體的靈敏度使他不僅可以收聽到浙江、江蘇等地的廣播，也讓他可以收聽到短波中的“###”，以及臺灣那邊“###弟兄們”的其軟無比的女人之聲，“隱士”彭壽康不願招惹是非，與“小開”尤大寶一樣，他可以逍遙地看待這個動盪的世界，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憎恨或破壞這個世界。
當“隱士”彭壽康在自己的半導體領域一路高歌而去的時候，他的同時代人張震也正在自己的老虎天窗下激盪著生命。
張震居住在協盛裡。
1966年夏天，這個上海東風中學67屆獨苗，這個喜歡文學、幾何但絕對不喜歡英文的男生，經常會在午飯或晚飯之後，來到協盛里弄堂口，與其他一些人們聊天。他和聊天的人們一起稱這個為“站崗”，這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別的說法。
張震總是靜悄悄地觀察四周，他不會“配模子”（男人與男人之間的單打獨鬥）也不敢“配模子”，他不會“車拉三”（與城市放蕩女孩調情）也不想“車拉三”，他敏感的天性只是用來觀察自己的四周而已。
他知道距協盛裡不遠的建國西路上的新新裡，一個叫“蜜蜂”一個叫“蜜棗”的兩條江湖漢子，正以他們的勇猛、驃悍不怕死而橫行於1966年的合肥路、建國路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