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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向我除述這個不幸事件時，我為之深深震動，不，不是被事件本身而是被事件的神秘、事件的不可知而震動！它充分說明了在風雲多變的1988年的上海，在紛繁複雜的1989年的城市，一千個男女就有著一千種生存狀態，他們遠遠沒有被時代所認識，即使認識了也只是走向新的更大的迷宮。換句話說，每個城市男女的生命程序正被無數種力量而推動，在沒有真正獲知這無數種力量之前，也就沒有可能獲知城市男女的清晰形象。
只有希伯萊才有的激盪（1）
那時的他不會想到只不過短短9年時間，以色列便不再是滿大街殺氣騰騰的綠軍裝，而以色列前衛的女孩們的裙子裡也不再穿著短褲，以赤裸的芳香呈現著她們的青春；
那時的他不會想到再過10年之後，自己會成為一個珠寶行當的商人，行走在香港的皇后大道，當某個生意夥伴一個電話進來，告訴他一單幾十萬美金的珠寶生意即將成交時，他會如此興奮地叫道：馬扎爾！馬扎爾！（希伯萊語的音譯，即“成交”的意思），那情景彷彿當年卡斯特羅少校攻佔了古巴王國的蒙巴薩兵營；
那時的他更不會想到後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自己都告別了一度幾乎是瘋狂追求著的充滿激盪的生活，從骨子裡開始認為“和平時代，槍是沒有用的”，開始為自己新的人生追求作著這樣的辯解：有些生活方式是天然地帶來的，而有些生活方式則是個人不能夠選擇的。如果說社會充滿了腐化和淫亂、溫柔和暴力，那麼，要在這樣的社會中生存並繼續地捍衛自己曾經的理想，只有兇猛的經商。就是說，只有當自己的雙手抓緊了百萬、千萬美金的支票後，才談的上新夢想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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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認，有一部現代小說給了他強烈的啟示，這部小說叫作《群象》。假如容許他重新再作一次選擇，他會再走這條生命之路嗎？我們不清楚，我們只清楚一個事實，那就是早在1986年，早在中國的左派布林什維克極力阻擋但解放的洪潮其實已經不可阻擋的八十年代，他已帶著一本《點燃朝霞的人們》，帶著對一個叫作切·格瓦拉的無限崇拜，從中國上海出發，先前往日本長崎，隨後由日本轉道以色列，成為大陸中國赴以色列的第二個留學生。
他叫陳建平。
陳建平的人生故事開始於更早的時候，開始於遙遠的六、七十年代。
那時，在淮海中路“大同烤鴨店”隔壁的那條弄堂裡，他和自己的三個兄弟，總是聚在一起高談闊論，共同領略前蘇聯相對自由的文化和文學，他熟讀了《區委書記》、《多雪的冬天》和《你到底要什麼》等等小說，那時，陳建平便發現他身處和麵對的其實只是一個“狗屁世界”，這個“狗屁世界”甚至還遠遠沒有前蘇聯來得自由和解放，一種朦朧的想法就這樣種植在了他的心頭上。
隨後是一個叫切？格瓦拉的男子對陳建平的蠱惑。
七十年代初，當他在死氣沉沉的7013基地閱讀著###作家的作品《點燃朝霞的人們》，他對“切”的人生就有著遠遠超越那個時代男女思想水平的認識，後來，他一直把“切”的傳奇放在自己身邊，即使到了他已經成為當年夢想摧毀的那個社會的一部分的時候，他新穎的摩托羅拉手機的視屏上還放著“切”的頭像。陳建平不想過一種市民式的簡單而平庸的生活，不想在“三十六隻腳”或後來的“四十六隻腳”的生活秩序中成為陳氏家族的傳種接代者。他渴望激盪，渴望呼嘯，渴望像“切”、像“薩文比”、像“義大利紅色旅戰士”那樣，能夠在“危險的生涯”中砥礪生命。
他的兄弟們也是這樣。
後來成為美國哈佛大學愛滋病研究所付所長的顧孝鋼先生，在進入哈佛愛滋病研究室後，經常一呆便是14個小時，那種瘋狂的工作狀態其實便源自“大同烤鴨店”隔壁弄堂派生的六十年代的激越青春。
陳建平這樣說道：我們不是游擊隊戰士，說得粗俗一點，我們沒有男人的“卵泡”。但我們總希望自己的人生與尋常人有所不同。
因此，陳建平將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偉大的兩大宗教的發源地的中東地區，投向了以色利，在那裡，為了一個民族的復興而正在進行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充滿了他所向往的氛圍，而在耶路撒冷哭牆下進行著的祈禱帶著他從來夢想的氣息。
不過，1985年和1986年期間，中以關係還非常的敵對，早在1972年當中國恢復了她的聯合國合法地位而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發來祝賀電文的時候，其時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