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全集第二卷我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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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想懂，還有不敢懂的情形。美國的年輕人常愛用這樣一句感嘆語：Holy　shit！信教的老太太就聽不懂。holy這個詞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國人說：偉大、光榮、正確，shit是屎。連在一起來說，好多人就不敢懂了。

在美國，教會、軍隊，還有社會的上層人物，受宗教和等級觀念制約，時常犯有假正經的毛病，所以就成為嘲諷的物件。這種幽默中國沒有，但卻不難理解。中國為什麼沒有這種幽默，道理是明擺著的：這裡的權力不容許幽默，只容許假正經。開玩笑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喜歡說幾句笑話，別人就總說：你在五七年，準是個右派。五七年有好多漫畫家都當了右派。直到現在，中國還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政治漫畫的國家。於是，幽默在這個國家就成了高深莫測的學問。

有一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玫瑰之名》，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中世紀的義大利，有座修道院，院裡藏了一本禁書，有很多青年僧侶冒著生命危險去偷看這本書，又有一個老古板，把每個看過這本書的人都毒死了。該老古板說道，這本禁書毒害人的心靈，動搖人的信仰，破壞教會在人間的統治——為此，他不但殺人，還放了火，把這本禁書和整個修道院都燒掉了。這是個陰森恐怖的故事，由始至終貫穿著一個懸念——這是一本什麼書？可以想象，這書裡肯定寫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情。在電影結束時，披露了書名，它就像《低階小說》裡那塊沉重的金錶，放進了你的掌心：它是亞里士多德久已失傳的《詩學》第二部。這本書只談了一件事：什麼叫做幽默。這個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放在現代中國。

電影·韭菜·舊報紙（1）

看來，國產電影又要進入一個重視宣傳教育的時期。我國電影的從業人員，必須做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廠當工人，經常看電影，從沒花錢買過電影票，都是上面發票。從理論上說，電影票是工會買的。但工會的錢又從哪裡來？我們每月只交五分錢的會費。這些錢歸根結底是國家出的。嚴格地說，當時的電影沒有票房價值，國家出錢養電影。今後可能也是這樣。正如大家常說的，國家也不寬裕，電影工作者不能期望過高。這些都是正經話。

國家出錢讓大家看電影，就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坦白地說，這些電影我沒怎麼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閒著沒事，還去看過幾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場電影都沒看。那時期我在複習功課考大學，每分鐘都很寶貴。除我以外，別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傢俱，準備結婚，有人在談朋友。總之，大家都忙。年輕人都讓老師傅去看，但我們廠的師傅女的居多，她們說，電影院裡太黑，沒法打毛衣——雖然摸著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師傅們說：還沒學會這種本領。其結果就是，我們廠上午發的電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紙簍裡。我想說的是，電影要收到宣傳教育的結果，必須有人看才成，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除了編導想辦法，別人也要幫著想辦法。根據我的切身經歷，我有如下建議：假如放映工會包場，電影院裡應該有適當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面看電影，一面打毛衣，這樣就能把人留在場裡。

當然，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不光體現在城市，還體現在廣闊的農村，在這方面我又有切身體驗。七十年代初，我在雲南插隊。在那個地方，電影絕不缺少觀眾。任何電影都有人看，包括《新聞簡報》。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觀眾，沒票房，這倒不是因為觀眾不肯掏錢買票，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錢。

我覺得在農村放電影，更能體現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打個比方說，在城市的電影院放電影，因為賣票，就像是職業體育；在農村放電影，就像業餘體育。業餘體育更符合奧林匹克精神。但是幹這種事必須敬業，有獻身精神——為此，我提醒電影工作者要艱苦奮鬥，放電影的人尤其要有這種精神。我插隊時淨和放映員打交道，很瞭解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在隊裡趕牛車，旱季裡，隔上十天半月，總要去接一次放映員，和他們搞得很熟……

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師傅分管我們隊，他很健談，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我不光接他，還要接他的裝置。這些裝置裡不光有放映機，還有盛在一個鐵箱裡的汽油發電機。這樣他就不用使腳踏機來發電了。趕著牛車往回走時，我對他的工作表示羨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風吹日曬，又有機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豈不是輕省得很。但是他說，我說得太輕巧，不知道放映員擔多大責任。別的不說，片子演到銀